本文选自“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微信公众号
反腐调查（宣布）导致信贷分配从国企转向民企，更高效的信贷分配对经济有利。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也开始更多得出类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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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北大国发院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基于他与合作者的一篇已送审的论文提出了上述观点。
他坦言，自己2012年回国工作，当时，乃至目前，对反腐较为普遍的看法都是其对经济存在负面影响。
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都存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腐败可以是润滑剂，对经济发展可能有促进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和寻租损害了经济价值，对经济造成永久性的损失。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中，对两种观点的支持都有。
周皓认为，不光要看与反腐调查直接相关的企业，也要看相竞争的企业，进而能够扩展到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
一个反腐调查宣布对相竞争的企业同时存在两种效果，一种是传染效应，其他未被反腐调查波及的企业也会受影响；另一种是竞争效应，一个企业被调查会令其他企业获得更好的竞争地位。
他通过对2013（反腐运动集中开始于2012年底）到2015年3年间一系列反腐调查宣布前后，覆盖中国经济的30个主要行业的1965家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的计量分析显示，对于同行业的民企来说，竞争效应强于传染效应；国企在反腐调查宣布后，获得的信贷在之后两年内是减少的，民企获得的信贷是增加的。
周皓就影响机制解释称，反腐调查宣布前后，性质相似企业接下来被调查的可能性更高。比如周永康受调查，他曾执掌的中石油其他官员被反腐调查波及的可能性大，而同行业中国企中石化官员也很有可能被波及。但是该行业的民营企业（假设存在）被波及可能性小。
对信贷分配的影响一方面在于资金供给端，即银行考虑反腐调查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减少对与被调查官员直接相关企业的贷款；同时在短期内，调查扩散的可能性是大的，至少在情况还不明朗之前，也会减少同行业类似国企的贷款。但是银行仍然需要通过放出类似总额的贷款来盈利，那么自然会对非国企增加放贷。
周皓的计量分析还显示，民企在反腐调查公布后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贷款，因为长期贷款往往与产业政策等方面有更密切相关，短期贷款是银行决策人有更大裁量权、可根据情况临时调整的。
此外，企业债发行是国企增加，民营减少 。他解释称，因为相对贷款，企业债是成本更高的融资手段。换句话说，反腐调查宣布后，民企获取低成本融资的机会更大。
他还发现，在所有金融业信贷中，调查宣布后银行贷款在国企和民企分化最强（相对非银行机构信贷等），原因在于银行信息渠道最广、对调查敏感度最高、事先获得泄露的信息和传言的可能性最大。事实上在调查宣布前，银行对该行业内国企和民企的信贷已开始出现分化。
周皓表示，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近来也开始得出类似的反腐利于经济的结论。
针对反腐更多牵涉帮派之争的西方普遍看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格里芬（John M. Griffin）等人2016年的研究显示，受反腐调查波及企业不仅腐败行为更多、通常也是其他违规行为更多的。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基于他早年的研究认为，反腐如果是公平的、全面的、有力度的，对企业相当于间接的降税。如果反腐与 “简政放权”和公务员报酬水平与市场水平相适应等其他配套举措结合，对经济总的效果会更好，反腐的效果也更可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在4月初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贵州茅台，以及建设、医药行业企业近段时间的盈利改善和市值上涨，与反腐推开后不再需要付出很多贿赂的成本（寻租成本）有关。在反腐运动伊始，茅台酒销量曾受巨大冲击。4月18日，贵州茅台估价突破400大关，创历史新高。
周皓认为，过去反腐对经济有负面影响的看法，宏观背景是国内经济下行、国际经济不振，这与反腐同时发生。宏观研究无法剔除这些外部影响。在该论文的研究中，他试图通过事件研究（Event Study）这一计量经济学手段，控制宏观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和不同。
他还将民生银行前行长毛晓峰2015年1月被调查，作为对银行业的一个外部冲击进一步验证资金供给端的影响，发现其也导致信贷转向民企。
在他看来，此类对银行的金融反腐举措，导致其他银行家和其他银行的决策者减少类似的通过批贷行为来为自己建立政治资本和关系的行为（担心类似行为被调查），这也让银行整体对国企的信贷减少。
他表示，在样本的三年内，只有这一个金融业反腐的例子。周皓猜测，前一段时间经济下行，金融反腐被人为推迟了，今年金融反腐大幕拉开后，相信再过几年，在这方面会有更进一步、更为清晰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