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红利”，之于国家，需要制度保障；之于个人，需要保持内心自由、灵魂自由的“本土化”。内心的自由，也是海归延续“留学红利”的基础；灵魂的自由，是海归要补上的中国教育曾经拥有、当下却失去了的道德平等、人格平等、尊严平等的教化，这几乎是中国版的精神“独立宣言”。
据说一个留美博士受聘回到国内某研究所，与本土博士在课题经费分配上发生了争执，被对方反驳了几句：“我这个研究员，大小也是个项目负责人，你刚从美国回来，还没有评级，做事情也得有个组织观念吧！”
涉及到经济利益，有时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但只言片语间，却体现出体制内外的碰撞。
而此时的摩擦、冲突，仿佛一百五十年前，一双充满鄙夷、不屑的眼睛，冷冷地盯着另一双充满期盼、希望的眼睛……
19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拜见当时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时，大谈自己在美国名校的经历。
曾国藩对“耶鲁”不以为然（很可能是毫不知情），对这个夸夸其谈的所谓“名校”毕业生并无好感，不过鉴于当时去过美国的中国人还不多，曾国藩让容闳跑跑腿，督办引进美国技术、建造兵工厂（这就是后来的江南制造局）。
除了介入当时的官商经济（洋务运动的早期模式）外，荣闳贡献更大的是人才培养——成建制留美幼童的派遣。早期公派留学造就了詹天佑（著名铁路工程师）、唐绍仪（民国初年国务总理）、唐国安（清华大学校长）、梁敦彦（清朝交通总长）等一批彪炳史册的栋梁之才。
同时，公派留学也带动了民间留学风潮的兴起，打破了中国原有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国人的视野开始摆脱旧体制的约束。
清政府改革自新的措施，是为了扭转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的颓势，是为了医治华夏文明旧有机体腐朽、癌变的晚期重症。
不过，人之所以成才——不论是本土精英，还是海外俊杰——除了自身素质外，还有外部环境、机制的巨大作用。多少满腹经纶、意气风发的有识之士，最终也难逃制度、文化的束缚，或随波逐流，或黯然离去。
海归荣闳的雄才壮志，换来的也就是个“五品候补同知衔”，在几十年的人生沉浮中，他在体制内的最高成就，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高级跟包”兼翻译。
1881年清政府停止了派遣幼童赴美计划，荣闳极度失望，痛心疾首地回到美国定居。
从国家的角度说，“留学红利”只能伴随国际化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文化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近代的海外学人，从技术层面为中国带来了些许改变，但无法撼动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旧机制和旧文化，早期的被动式开放、“受迫性”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新中国经过了多年“受迫性”封闭后，终于走向了国际化的轨道。
从1978年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458.66万人。尽管相对于13亿全国人口、1.09亿中产阶层，这个数字的占比还很低，但近四十年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尝试，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数量最庞大的留学群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超过4%”，这表明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要知道，4%是中国教育界多年呼吁、但未能实现的国际通行标准。
与此同时，中国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中，已经把校内师生出国进修的比重作为学校国际化的指标。这说明“留学红利”还在起作用，尽管相比“行政化”的体制，它还很微弱，但政策层面的倒逼机制，终究会打压行政级别对学术、科研的干扰。
“留学红利”之于个人的影响，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海归面临的是与国家相反的发展路径——本土化。
我们曾经期盼的“留学光环”，其实也就是那一纸文凭。当然，这还有用，毕竟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还很低。而更多情况下，市场需要的已经远不止学位本身了。
同学中、熟人里那些千万富翁的老板、全球500强企业的高管、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哪个不是左右逢源的“网络（关系）专家”！
这些人，大都没有留过学，却深谙中国市场的生存法则。而海归想象的比别人多的“优势”，现在看来，除了海外学位，似乎也没有太多值得炫耀的了。
其实，海归在充分释放自身能量之前，还是需要认清国内市场的特性。
海归在国内外体制的龃龉中，遇到了太多困惑和不适应，很有些“夹缝中求生存”的味道。其实，反过来看，这也是海归的“卖点”——在中西文化间调和阴阳。
保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价值观，其实与是否留过学没有必然联系，无论是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应该如此。
海归的傲气需要在平凡的工作（或事业）中尽快散去，把对外的抱怨渐渐变为自我内心的解放。
我一直欣赏莫言的那句话：一个作家需要自由的空间，但外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能写出好作品，内心的自由才是创作的源泉。
内心的自由，也是海归延续“留学红利”的基础；灵魂的自由，是海归要补上的中国教育曾经拥有、当下却失去了的道德平等、人格平等、尊严平等的教化，这几乎是中国版的精神“独立宣言”（引自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