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在若干年前就预言了国际化的基本走向，留学对于我们而言，恰恰是国际化的最好媒介，而租房在其中可以算是“置身于世界”的起点。我的租房诀窍是：想保持厨房清洁，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找个爱干净的德国人做室友。
中国的学生远离父母大部分是因为异地上大学或留学。在留学展会上总能听到家长们不无担心地询问国外的居住条件，得知学校的学生公寓供应充足，便喜上眉梢，要是宿舍紧张、需要到校外租房，则忧心忡忡。
距离不仅产生美，更多时候，会引起忐忑、纠结、甚至臆想。
其实，虽然远隔万里之遥，在英国留学的吃穿住行并不比国内复杂。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在若干年前就预言了国际化的基本走向，留学对于我们而言，恰恰是国际化的最好媒介，而租房在其中可以算是“置身于世界”的起点。
2003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了国际化生存的第一站——格拉斯哥大学Cairncross House学生公寓。房间很小，六七个平米，一张贴近墙壁的长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橱，一个洗手池，还有一张床，洗手间和淋浴房在过道，需要共用。
这种算是普通间，也有自带淋浴设备和洗手间的“豪华间”（en-suite）。
对我而言，由于“非典”耽搁了宿舍申请，一年期租用的宿舍已经订完了，我只能住两个星期，还得找房子。
虽然搬来搬去有些不太方便，但我还是把找房子当作很有趣的事来做，毕竟留学本来就是自己的事，应该来个彻底的“原生态”体验。
我找到学校的住宿办公室（Accommodation Office），询问了附近的房源，得到了一张周边房屋指示图，粉色的，准备挨家挨户地“搜”。
我正要去敲门，忽然见到对面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聊着什么，手里也拿着那张粉色的纸。三个人像对暗号一样，彼此看了看。其中那个高个子先向我打招呼，我凑过去搭话，才知道找到了“组织”——高个子叫Markus，德国人，在格拉斯哥大学学数学，本科；另一个背吉他的是Berry，英格兰人，贝克汉姆的老乡，还是个高中生。
Markus已经找到了住处，但希望拉两个室友同租，一起与房东砍价，Berry刚加入，还缺一个，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虽然有些草率，但我还是希望能创造“国际社会”的生活条件，中、英、德三国组合，符合我的想象。
到了英国才知道，住宿的逻辑与国内正好相反。
在国内，学校宿舍肯定是最便宜的，而在苏格兰，学校的住宿虽然包bill（电费、煤气费包含在房价里，不用单付，苏格兰的水是免费的），但价格较高，不能砍价。
而周边居民区的住宅就不一样了，完全市场化，供需关系决定房租走势。同时，谈判手段很重要，单个人租一个公寓中的单个房间肯定是不合算的，因此有Markus和Berry加盟，胜利的天平一定会向房客这边倾斜。
Kersland Street离学校主楼步行也不过6、7分钟，从距离上说，比Cairncross House宿舍区还要便利。
房东叫John，那时88岁，他的老伴儿Mary 91岁！老头指了指楼下那辆样式古老、方头方脑的欧宝车，表明自己仍可以开车。
John带我们去看房子，他颤微微地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没有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护栏，门锁竟然是老式的撞锁，在国内都不一定能找到了。
打开灯，一个典型的三室一厅呈现在眼前。John眉飞色舞地说道，房间两年前刚重新装修过，还拉拢Markus，说Markus一眼就看中了。
销售的“贯口活儿”告一段落，John显然有些累了，鼻息很重，他和善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的脸。然后我们三个轮番进攻，不过谈判期间，John几次打岔，一会儿带我们看卫生间，一会儿介绍厨房的注意事项，他还趁Markus和Berry聊天的空当儿，拉着我说起自己佩服毛泽东、邓小平、不喜欢鸦片战争（潜台词是圆明园不是他烧的），然后不失时机地对我窃窃私语，说可以单独给我优惠。
终于，我们把整个房子的租金稳定在每月600英镑，不包bill，然后再根据房间的大小做了分配。
我要大间，每月220镑；Berry要小间，每月180镑；Markus选中剩下的一间，每月200镑。这已经比学校的租金至少便宜了100英镑。
我们高兴，John也很高兴，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了问门锁的事，John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紧不慢地说：
No worries。 We are in West End。 You can’t have a safer place。
（放心，这里是格拉斯哥西区，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
后来我才发现，附近的楼群都是用的这种锁。在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城市的西区一般都是富人区，非常安全，在这里，防盗门窗、安全锁像空调一样多余（这里夏季凉爽，不需要空调）。
两周后正式入住9A Kersland Street，这就是我在英国的家，住了整整一年。有国际室友陪伴，切身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风范。
Berry一般喜欢晚上聚会，回来得很晚，白天又起得晚，很少能见到他，只能看见他的“遗物”——丢在厨房水池中的盘子、碗、刀叉和残羹冷炙。我生气地直接离开Berry的“犯罪现场”，期望他能收拾残局。迎面碰到Markus，我指了指厨房：
It is Berry。 （是Berry干的）我赶紧把自己摘干净。
Markus皱了皱眉头，撇了撇嘴，摇了摇头，然后默不作声地开始洗盘子。
我完全没想到德国人会挺身而出，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也跟着扫了扫地。
Markus收拾完便开始做饭，意大利面什么的，吃过饭，迅速地又收拾了一遍厨房。他还顺手把剩菜和厨余垃圾倒入垃圾袋，系好，然后把空的酒瓶子放入另一个袋子，系好，又把角落里堆的《苏格兰先驱报》卷好，放入第三个袋子。
他打开厨房通向外面的门，拎着三个袋子走到垃圾桶前，犹豫了半天，好像在找什么，然后才把三个袋子扔了进去。
回到厨房，他向我抱怨英国的垃圾桶分类太粗，在德国，每个单元楼门口都会有分类细致、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我不住点头，把刚要扔进纸篓的旧电池单独存放在了一个透明垃圾袋里。
几乎每隔三四天，Markus就会把大厅、厨房、厕所的地面擦一遍，还隔三差五地承担Berry的“卫生死角”的清理工作。奇怪的是，他从不要求轮流值日等制度方面的保护，只是身体力行。
这个身高1米87、面目清秀、安静少语、按时作息的巴伐利亚大男孩，让我由衷钦佩，因此也原意与他交流，还得出了结论：想保持厨房清洁，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找个爱干净的德国人做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