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校外”租房子，是很具有市场经济的体验过程。“国际社会”的生存方式还是不同于国内，比如不同的“安全观”在一起碰撞，也是文化磨合的印迹。
没有围墙的英国大学，说来说去，“校内”与“校外”的差别并不大。我留学时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大学读MBA，格大已经是有完整校园的布局了，但居民楼就紧挨着教学楼，要说到学校图书馆和商学院的距离，宿舍区其实与民居差不多。
在英国住宿的逻辑与国内正好相反。
在国内，学校宿舍最便宜的；而在英国，学校的住宿虽然包bill（电费、煤气费包含在房价里，不用单付，而且苏格兰用水是免费的），但价格较高，不能砍价。
我感受到的英国市场经济，首先体现在周边居民区的住宅上，完全市场化，供需关系决定房租走势。也就是说，可以bargain（砍价）。
谈判手段很重要，单个人租一个公寓中的单个房间肯定是不合算的，几个人合租一个公寓、整体砍价自然是最理想的，可以归功于规模效应，或集体的力量！
2003年赶上“非典”，我到格拉斯哥大学已经很晚了，先在学生宿舍暂住了两周。房间很小，六七个平米，一张贴近墙壁的长桌，一张椅子，一个衣橱，一个洗手池，还有一张床，洗手间和淋浴房在过道，需要共用。
大部分情况下，英国学生宿舍都是一人一间，挺舒服，挺“享受孤独”。如果不是一年期租用的宿舍已经订完了，我可能就住在“校内”了。
我找到学校的住宿办公室（Accommodation Office），询问附近的房源，得到了一张周边房屋指示图，粉色的。找了几家，都说已经租出去了。
我正在准备去下一家，忽然见到对面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聊着什么，手里也拿着那张粉色的纸。三个人像对暗号一样，彼此看了看。其中那个高个子先向我打招呼，我凑过去搭话，才知道找到了“组织”。
高个子叫Markus，德国人，在格大学数学，本科；另一个背吉他的是Berry，英格兰人，贝克汉姆的老乡，还是个高中生。
Markus已经找到了住处，但希望拉两个室友同租，一起与房东砍价，Berry刚加入，还缺一个。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地址在Kersland Street，名称上是“街道”，其实不过是一条小巷子，走到头，临近Great Western Road，有一个9号楼，我们敲开了二层的房门，一位白胡子老头缓缓地向我们打招呼。
他头戴前后双沿儿格子帽，一身格子西服，红色领结，尖头皮鞋，如果再配上一个烟斗，一定是老年版的福尔摩斯。
他把耳朵凑近我们，让我们重复了各自的名字，然后介绍他自己叫John，今年88岁了，他的老伴儿Mary已经91岁了，但他仍可以开车，还指了指楼下那辆样式古老、方头方脑的欧宝车。
John说要带我们看看房子，于是缓缓地挪动着走下台阶，绕过一个栅栏门，又往下走了几级台阶，我才注意到这个半地下的建筑——好像9号楼的地下室，不过又不像，原来是一层，因为起伏的地势，看起来低于门前的街道。
John颤微微地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没有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护栏，门锁竟然是老式的撞锁，在国内都不一定能找到了。不过，Markus和Berry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室内光线有些暗，打开灯，一个典型的三室一厅呈现在眼前。厅里铺着地板革，卧室的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稍稍有些味儿。
John眉飞色舞地说道，房间两年前刚重新装修过。销售的“贯口活儿”告一段落，轮到我们三个“反击”了。
谈判期间，John几次打岔，一会儿带我们看卫生间，一会儿介绍厨房的注意事项，他还趁Markus和Berry聊天的空当儿，拉着我说起自己佩服毛泽东、邓小平、不喜欢鸦片战争，然后不失时机地对我窃窃私语，说可以单独给我优惠。
我惊异于John的营销策略，他是我见过的最年长、最有活力的谈判者。
终于，我们把整个房子的租金固定在每月600英镑，不包bill，然后再根据房间的大小做了分配。我要大间，每月220镑；Berry要小间，每月180镑；Markus选中剩下的一间，每月200镑。这已经比学校的租金至少便宜了100英镑。
我们高兴，John也很高兴。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了问门锁的事，John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紧不慢地说：
No worries。 We are in West End。 You can’t have a safer place。 放心，这里是格拉斯哥西区，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
后来我才发现，附近的楼群都是用的这种锁。在整个英国，城市的西区一般都是富人区，非常安全，在这里，防盗门窗、安全锁像空调一样多余（这里夏季凉爽，不需要空调）。
两周后正式入住9A Kersland Street，这就是我在英国的家，住了整整一年。有国际室友陪伴，切身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