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学习”的变奏模式，已经成为“新常态”，而且理性化的思考也越来越多。本质上说，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教育成功学”——如果存在的话——其关键并不是专业和文凭，而是对自身的认知和把握。
其实，大学本科毕业时的纠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变，我当年就是如此，1997年大学毕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醒醒，上台了！”邻座胖子推了我一把，我这才醒过来，校长讲话总算结束了！在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的陪伴下，我被人群裹挟着走上了学校礼堂的舞台，领毕业证、学位证。
这可是拿钱换来的！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马上作用于教育：虽然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每年个人负担学费500元），但还是在毕业前被母校强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须有费用，不交就没证儿。
我冷冷地瞟了一眼笑容可掬的校领导，接过证书，鞠躬走人。
毕业照一样悲催。全年级一百二十人，只有三套袍子和学士帽，大家借着穿，照相后便匆匆脱下来，递给下一个，鬼鬼祟祟的，总觉得像《围城》中的方鸿渐，借了身行头，拍了照，便算是上过克莱登大学了。
记得那是香港回归的第二天，被就业折磨的同学们，似乎也没有太多心气儿拍照，心里可能还在盘算着给系主任、辅导员送礼的事儿，或者是面试的事儿，或者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事儿……
那时可选择的后路不多。考研算一个，但比起高考来，成功率更低，我一向是怕考试的，就此打住了。
出国留学在我毕业时还是个“极小众”的话题，虽然清华、北大整班去美国留学，但这样的“先锋派”全国也没多少。根据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资助的留学形式可以算作主导力量。自费留学开始产生示范效应，要到2000年以后了。
平民阶层的我，钱是头等大事，想来想去，找工作才是最现实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被时代边缘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赶上了“从包分配向供需双向选择”的过渡期。那时候政府机关只有外地同学会考虑，面试的名额经常报不满。
这与当下完全不一样，如今“国考”的大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二十年前，打破头要当公务员的比比皆是，从中也能体会到就业的压力。
2017年795万应届毕业生，围绕着这个焦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很焦虑。
这真像《百家讲坛》的著名“坛主”、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说到的，如今的教育就是“打工仔”教育，从学生、家长，到老师、学校，再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在为学生的就业担惊受怕。
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性别等优势，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没费太大周折，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选择”。
在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我应该是有代表性的，说实在的，真不知道该干什么，真搞不清去哪个公司、单位好，本质上到哪儿都一样，都是糊里糊涂。
唯一的好处是，总算开始亲身体验社会了！总算开始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了！
当然，我从一开始就朦朦胧胧地觉得，工作一段再去学习，或许更能有的放矢。对教育的崇拜，让我比较早便接受了终身学习的观念。
至于留学，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教育的海外延伸。
本质上说，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教育成功学”——如果存在的话——其关键并不是专业和文凭，而是对自身的认知和把握。
不过，认识到这一点，我已经完成留学、在海外工作了。
先工作、再学习（包括留学）的思路，相对于目标还不够清晰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我当年去留学，也是经历了职场的磨炼后突然爆发出的、不可思议的动力。
1997年当我进入国企时才意识到，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原来是为了“脱困”，我所在的这个著名企业直到2001年才扭亏。
从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国外出差（补助高），等待晋升，等待涨工资，等待年终奖，等待公派出国学习……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诞剧如今怕是无人问津了，但人们却每天宿命般地扮演着离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那六七年的体制内生存，让我彻底明白了职场环境对人的作用。我到现在也弄不清当时是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进了既没权、又没钱、人际关系像政府、工作量像外企的国企！
但客观上讲，大型国企的平台所创造的广阔的国际化空间，是其他所有制形式无法比拟的。
留学前接触的国际化的业务，真好像是为我在英国的工作做铺垫似的，英语、商务谈判、项目管理、政府关系、市场营销、代理人网络、合作方公关，一应俱全，简直是在英国工作的预演。
在单位偶然瞥了一眼报纸，看到“国内MBA缺口30万人”的消息。在死水微澜的境遇中，这条来路不明的资讯，竟连带出留学的念头，与欲望和冲动产生了共振，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晕，无限地扩张开去。
抉择的一刹那可能是热血沸腾，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个信念颇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没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没有平淡的理由。
2003年我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MBA，之后留在英国工作，往来于中英之间。
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学习”的变奏模式，已经成为“新常态”，而且理性化的思考也越来越多，教育——特别是国际教育——走下神坛，走出功利化的固有思维模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热议的话题。
2017年6月蔓藤教育集团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指出，74%的中国留美学生没有实习经历，而重视实践技能的美国社会，70%的新员工是从实习生中选拔的。也就是说，没有实习经验，中国学生很难拿到工作签。
2015年获得美国工作签证（H1B）的中国学生只占中国在美国留学总人数的5%，约7，000人左右。
其实，这种情况在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中也很普遍，只有海外学位、没有国际实习和工作经验的大量中国“裸归”回到国内，与应届大学毕业生争夺工作岗位。
而且，《白皮书》显示的留学归国人员的薪酬待遇，比想象中的还要低。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高达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的只有15%。
显然，中国仍然是海归首选的职场目的地，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仍处于相对活跃的阶段，机会更多；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在纯粹的国际职场打拼，仍存在不小的难度。
但无论如何，教育与工作的关系中，教育对工作的促进作用相对滞后，并不存在太多立竿见影的好处。但毕业后没有进修的动力，职场的提升一定会遇到瓶颈和困难。我认为，工作是阶段性的，而教育应该是终生相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