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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似轻盈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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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轻盈的沉重被轻盈的笔调缠绕着,“生命之轻”仿佛一条半透明的薄莎,掩盖着不可言状的“生命之重”。

看 过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8月译本,曾译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愈发觉得,与其说作者是在写小说,倒不如 说那些文字纯粹是在搭建他的哲学体系。这就好像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他的小说《苍蝇》《恶心》《死无葬身之地》更像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讲义与案例分析。

与萨特相仿,昆德拉应该被定义为哲学家更为准确。

小说开篇还没有进入故事情节,就被昆德拉设置了哲学主题——所谓轻与重的辩证。

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辩证法提出:轻为正,重为负。昆德拉借巴门尼德之口,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解释:轻的是正面的,似乎符合人性的拈轻怕重,是人们内心期待的;重的是负面的,感觉不是人们愿意承担的,属于超越人性的一面。

于是昆德拉开门见山地提出:“如果永恒轮回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却可在其整个的灿烂轻盈之中得以展现。”

书中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相继“轻盈”出场,在性爱的欢腾中试图忘记“生命之重”。

三个人物的“生命之重”各有不同。托马斯是外科医生,他拗不过特蕾莎的要求,买下了贝多芬的唱片,心里时常奏响乐章中的“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与此同时,“职业的‘es muss sein’就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

手术刀引导托马斯去寻找未知的病灶,好奇心的热望渐渐变成了使命,而基于职业的使命之外,生命中还能剩下什么呢?托马斯把妻子和家庭当作了“生命之重”,他自诩似地描述25年间的200个情人,当然也包括特蕾莎和萨比娜,他用欲望与情爱填充职业使命之外的虚空。

特蕾莎从童年便背负着母亲的痛苦,曾经风姿绰约的母亲在经历了未婚先孕的突发事件后,对婚姻失去了最后的信心,不可救药地消沉了,同时迁怒于使自己丧失婚姻主动权的特蕾莎。母亲对特蕾莎的折磨和诅咒,将“生命之重”过早地压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特蕾莎每天在梦魇中体会母亲传承的“生命之重”,她怯懦地对待爱,在敏感地发现托马斯的放荡后,也与母亲一样,几乎熄灭了对爱的追逐。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特蕾莎在偶然接触新闻摄影工作后,竟勇敢地拿起相机,在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首都)时,毫无畏惧地用镜头记录着苏军坦克的无情碾压、记录着布拉格街头那些面对亡国却轻佻狂欢的人群。

特蕾莎镜头捕捉到的“生命之轻”就在一个严酷的历史事件中发生了。作者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后,他逃往法国,在1984年完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昆德拉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画面,更多地与书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萨比娜联系在一起。

生性叛逆的萨比娜,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愈发为所欲为,在交往男友被父亲呵斥后,她离家出走。不幸的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在孤独与绝望中自杀身亡。萨比娜为自己对父母的背叛而自责,背叛在她心中“生命之重”的阴霾,久久不能散去。

不再受管束的萨比娜获得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同时也颠覆了一切、背离了一切。

她 对祖国不再有什么牵挂,很早便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瑞士定居;她不再受学校教育中意识形态的压制,把抵制苏联侵略的“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样的口号”也视 为“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恶”;她在自己的画展上,把德国记者有关诋毁社会主义阵营的提问当作“媚俗”;她甚至在与托马斯亲密交往的同时,也开始上别人的 床……

她(萨比娜)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因为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自由并不一定是轻盈的。

昆德拉将三个人物的“传记”与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做了创造性的剪接,也曾经是画家、深谙艺术之美的昆德拉,仿佛在书页上用画笔尽情涂抹,笔调自由,信手拈来。

但哀愁与悲情的流露,又是那样沉重而绝望。书中的所有人都仿佛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艰难地选择、痛苦地流浪。

看似轻盈的沉重被轻盈的笔调缠绕着,“生命之轻”仿佛一条半透明的薄莎,掩盖着不可言状的“生命之重”。

作者:赵刚(Andrew)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资深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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