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刚
国家都进入“新时代”了，我的“新时代”却是不可思议的国际版“体制内”！英国教育在中国存在的风险，是丧失教育的“使命感”，同时与中国社会脱节，变成自我标榜的“阳春白雪”！
2015年1月31日下午1点45分。英中贸易协会北京办事处会议室。
我在签到处迎接参加“海外高校促进会”第一届峰会的三十多位国际教育业界同行。大约一个月前，这个由6个英国大学和2个澳大利亚大学共同发起的外国大学校代组织正式成立。
很难预测它的未来。把校际间的竞争对手撮合到一起交流，按照英国人的逻辑多半不会做，他们这帮人……（此处删去20字）。
被推举为“轮值主席”的我和秘书长B、同行D以及赞助商DW一起，刚刚布置好会场。这些热情、可爱的圈内校代朋友们！
英 国校代的本土化程度很高，几乎清一色的中国人，或持有他国护照的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中国教育体制锻造出来的精英阶层，同时又在英国或国外留学过，是二 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谙国内文化环境，又浸染于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识形态氛围，精通汉语、英语，于是能游走于两种思维方式的夹缝中，并靠这种“走钢丝” 的技艺谋生。
我坐在签到处，望着会议室中的同行，隐隐感到他们谈笑背后的疲劳——“我刚从英国回来”、“我从广州展会赶过来的”、“下周可以休假了，半个月没回家了”。
英 国校代的出差强度早已明确写入了职位描述（job description），而且在现实中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不过，从我的经历看，对于英国大学而言，出差更像是一种标配的重复劳动，履行一个内审 （compliance）的程序。有时，当英国校代纠结与大学来访者的目的时，他们也能通过吃饭或“喝一杯”的方式得知，“也没什么，预算没花完……”
英资机构中的英国大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表面商业化的经营（招生谋利）与内核里僵化的“事业单位”体制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十几年前我通过留学逃出国企，本来要想换个活法，总觉得出了国、在国外找到了工作，应该有新的体制了，结果又如何呢？国家都进入“新时代”了，我的“新时代”却是不可思议的国际版“体制内”！
“赵 主席，辛苦了！”一只有力而温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从胡思乱想的迷乱中突然恢复了职场中久经考验的讪笑，抬眼一看，原来是老朋友W。这个圈子里有几个 “活化石”级的英国校代，W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十几年前就在苏格兰工作了，他是老大哥，格外风趣、豁达，对业内的苦逼工作似乎很早就注射了疫苗，百毒不 侵、游刃有余。
“顺应”是中国人的生存伟力，何况英国职场的“社会主义”确实曾让人耳目一新。
从英资机构员工招聘的角度说，不以性别为参考，男女不限，一视同仁，而且应聘者所在院校与职位录用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不用打卡、享受英国使馆规定的长假、不会被轻易辞退、深入到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最前沿……对这样的工作还说三道四，是不是有病？
偏偏我怎么就是这样的缺心眼呢……
下午2点，我和秘书长B宣布大会开始，全场不时飞扬着掌声和笑声。二十年的职场沉浮，让我从一个“宅男”生生“进化”成了一个话唠！平时沉默寡言，到了场面上却能桥段频出、口若悬河。
这一次的主持有所不同，表面上我还是像单口相声似地引爆会议室，但内心却愈发远离了喧嚣，分身似地置身局外，仿佛要全景记录这个画面，让记忆深处刻录即将消逝的历史。
与英国人周旋了十几年，并不比对付中国人轻松。
国际化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默契与交流，很多情况下，国际化就是摩擦、冲突，本质上是文明的砥砺。
他 们（英国人）对侵犯“我的”边界的行径（即使是“善意”的）有时会严词拒绝，他们对有利于自己的馈赠有时会不以为然地贴上“节外生枝”的标签，他们对简单 的判断题有时会用无限期的拖延不予作答，他们对颠扑不破的事实有时会执拗地“维持原判”。（见拙作《苏格兰的方格子》）
十几年间，我与英国人的职场战争断断续续、起起伏伏、软硬兼施。英国人总是那样客气，那样坚持，那样刻板，那样不冷不热；而我却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俯首称臣，时而电闪雷鸣，时而和风细雨。
英国人以不变应万变，中国人闪转腾挪、后发制人。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相比战略、理念层面的摩擦，文化冲突简直不值得一提。
以销售为核心任务的英国大学，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建设缺失，周而复始地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而英国大学校代几乎变成纯粹的销售任务的执行者。
英国教育在中国存在的风险，是丧失教育的“使命感”，同时与中国社会脱节，变成自我标榜的“阳春白雪”！
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只把英国大学作为销售型非商业主体看待。
下午5点30分，峰会圆满结束。我一边收拾会议室，一边目送同行们奔赴新的展会地点，开始了新的重复劳动……
一个月后，我正式递交了辞职信……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著有《留学的逻辑》《到英 国去》《欧洲情调之旅》等；资深自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