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刚
留学的大数据看起来蓬勃向上、日新月异，但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和不确定性。留学市场化解决了资讯透明、选择多样、服务多元的问题，为行业和个人的理性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焦虑所带来的成本。作为一个英国大学的校方代表、国际教育的从业人员，我想从数据和数据之外的观察入手，剖析这个市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中国出国留学的拐点到来了吗？
中国出国留学市场的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作为服务业的高端消费产品，境外教育曾经只有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公派”才能支撑得起。而近10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自费出国留学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留学市场化已成定局。
多年连续增长的前提下，最近10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留学最重要的市场。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50万人，2016年达到54.45万人，比2012年增长了36.26%。
不过，在增长数据的背后，能够清晰地看出结构性的不协调。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2017年跨年演讲活动中透露，中国中产的数量已经超过2.3亿，占到全国人口的17.7%。
另外教育部官网统计，从1978年到2016年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如果2017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也能超过50万的话，累计数量将超过500万人，但即使把这个总数与中产人数比较，占比也不过2.17%，应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按说中国人有钱了，视野开阔了，出国留学前景看好，增长曲线应该是一直向上的，为什么会谈到拐点呢？
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与2015年相比，仅增加了3.97%，增幅明显放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外合作办学与国外大学在抢生源吗？
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教育版显著位置刊出了题为《中外合作办学如何提质增效》的文章，其中提到“如今，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572个，在校生规模近60万人。”
比较一下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规模与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不难发现，两者的差别并不大。从业界人士的观察也可以印证，即使是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留学中介，也已经把营销的重点从“散户”转向国内大学（特别是有中外合作项目的国内高校）的“团体客户”。
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与出国留学人员的重合度在提高，尽管相当一部分学生也会通过项目出国留学，但从政策到实践，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在生源上的竞争有加剧的可能。
在政策上，教育部批复的合作办学项目倾向于全部在国内授课（海外师资按比例介入）的4+0形式，出国留学不再像过去2+2、3+1项目时期的“必选项”，也就是说，4+0的学生完全可以不选择出国留学。
在实践中，对国内高校而言，中外合作办学不仅可以完成教育厅、教育部下达的国际化指标，还可以高收费、创收。学生选择在国内学习的时间越长，国内大学的收益也相对更大。
难以维系的4+0或成为“打假”对象
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院校，都不甘心单向输出学生，造成教育“逆差”。教育部主导的4+0形式明显在向外方施加压力，加快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师资、教学大纲、教材、教法等），以满足国家整体的人才战略。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用心良苦，但在竞合的国际关系里，还是有些“一厢情愿”。
《人民日报》敏锐地抓住了国外师资“缺斤短两”的严重问题。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国外大学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应该投入三分之一的师资、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和三分之一的教案，这3个“三分之一”在实际合作过程中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强度过大的集中授课，有点像国际版的“填鸭式”教学。
这种现状的根源其实是中外核心资源的争夺与摩擦。师资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相对而言国外师资的成本要普遍高于国内，国外大学转移师资到国内，还要顾及到本校授课的正常进行，成本比预想还要高。
同时，国外大学的教案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在与中方谈判时，往往会将其中无形资产的价值也计算在内。
师资成本抵销了中外合作办学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对于国外院校而言，4+0的合作形式更像是单方面的师资输出，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中方出钱买国外老师，这样的合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理性焦虑与功利留学趋势
客观上讲，中外合作办学产生的问题会增强“原汁原味”出国留学的诉求，但市场的反应比预想还要“焦虑”，中国家长和学生对出国留学的“投入产出”开始做更为精细的计算。
理性留学的观念是中国出国留学市场发展的新高度，“钱多人傻”的“扫货”式留学正在退潮。不过，理性也同时带来了新的焦虑，即对留学有效性的质疑。也就是说，花这笔钱、耗费这么大精力所取得的“洋文凭”到底值不值？
留学的短期效应并不明显，海归在回国初期的就业压力、薪酬压力与没有留学经历的国人相比差别不大。
蔓藤教育集团发布的《2017年中国留学生美国就业白皮书》显示，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美国海归高达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间的只有15%。
另据Lockin China《2017中国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披露，体制外的企业（外企、合资企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海归，其中民企占到46.8%，而国企仅占12.4%。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在就业市场，民企的吸纳能力很强。但同时，当前形势下，海归对民企的作用并不突出，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相比优势并不明显。
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海归在其中的作用更多还停留在语言沟通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工作、实习经历严重匮乏，很难承担国际化业务的重任。
蔓藤教育《白皮书》中强调，美国海归的“裸归”（只有海外学位、没有国际实习和工作经验的中国“海归”）率高达74%。
这样一来，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国外学位，中国学生的“长进”似乎并不大。既然“投入产出比”低，留学的问题是否应该再仔细掂量掂量？
与此同时，按照吴晓波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巨国效应”越来越突显。中国GDP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内需空间广大，相比经济萧条的西方国家，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无疑是最大的。
“在国内上大学、毕业后在国内就业”的传统模式再次表现出“经济实惠”的优势。功利留学的思维模式正悄悄地左右着中国出国留学市场。
不过如果真要仔细算账的话，倒应该把教育和就业放在全球维度中去审视。
人们对一个基本事实仍然表示肯定：尽管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与美、英、澳、加等西方国家相比，总体落后，至少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成日本那样拥有国际高等教育水准的发达国家。
从这点出发，国际教育仍然是中国学生的首选，特别对于经济实力雄厚、视野开阔的中国中产而言，教育的国际延伸是个人发展的重要步骤，也是实现教育选择自由、打破“独木桥”的模式。同时，中国经济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可以作为留学后的职业发展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国留学市场的短期波动、甚至放缓，不会影响中国中产的整体诉求，拐点也不会很快出现。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十几年来一直从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传播工作，著有《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欧洲情调之旅》等；资深自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