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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来中国最牛的大学远胜哈佛耶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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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寂然

这几天,让观众们苦等六年的影片终于上映啦--《无问西东》。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张震五大实力派领衔主演,米雪、韩童生、祖峰一众老戏骨同台飙戏,真可谓又一呕心沥血之作。

这部电影原本为清华百年校庆而准备,片名出自清华大学校歌中的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句话所代表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们环顾四周,舍我其谁的精神。

影片讲述了四代人、四个故事,穿插其中的,则是年轻人的家国情怀。其中,由王力宏主演的沈光耀最为吸睛。

他出身香港名门,俊逸不凡;身上流淌的,是三代五将的血脉。然而,国难当头,他瞒着家人毅然弃笔从戎,奔赴战场。梦想自此起飞,他驾机撞向敌军战舰;为了国家与使命,最终同归于尽。

影片中有句台词意味深长:“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显然,在祖国发出号召之时,他毅然奔赴一场劫难,却像是奔赴一场盛宴。而他的求学北京,正是当年那个名扬海外,连哈佛都比之不及的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连校舍都建不起的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不久后,日寇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一路风餐露宿,历经磨难,200名师生行程3200多里,横穿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终于抵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然而,抵达昆明只是一个开始

那时的西南联大没有校舍,只能在租借的民房、中学、会馆中上课。等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抵达昆明后,校长梅贻琦立即请两人设计校舍,两人加班加点,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不料,这个方案立马被否。原来,学校将所有经费用来购置图书和仪器,想要建这样的校舍,实在无能为力。得知情况后的梁思成拿着设计稿一遍遍改,直到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砖墙成了土墙。联大建设长黄钰生还是满脸无奈“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几个月来的心血就被这样否,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收好散乱的图纸,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于是,半年后,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遍地茅草屋成了师生们的容身之处

每逢暴雨突至,教室的铁皮房顶被打得啪啪作响。陋室之中,难辨老教授讲课的声音。

一次,中国现代经济学泰斗陈岱孙上课时,因为雨声太大淹没了声音,他不再尝试授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雨”!

然而,就是这么一所在战火中仓促成立、连校舍都建不起的学校。却在建校这8年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人们不禁感叹,当时分明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怎么能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呢?

大学之大,非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这就不得不说当年的教员了。当时校长梅贻琦说过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也就是说,一所大学能不能称得上好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于是,在校长的大力倡导下,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都是欧美名校学成归国或有着丰厚才学的人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当时的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些大师级人物,任何一个人单拎出来都是中国学术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去西南联大之前他们的薪水是普通人的20多倍,衣食无忧,家中有仆人和保姆照顾。但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却极其窘迫,甚至要为基本吃穿发愁。

联大校长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为了补贴当时教师们的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堂堂校长,每逢过节只吃得起一碗菠菜豆腐汤。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了给妻子治病,又怕给学校抹黑,每天化装成乞丐跑去菜市场捡没人要的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数学大师华罗庚当时住的屋子被日军轰炸后,只好跑到西郊附近租了个牛圈,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为了上课不迟到,他每天很早起床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

著名作家朱自清有次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联大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后,扭头便走。

文学大师闻一多素来清高,以谈钱财为耻。可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不得不挂牌治印。有次,儿子闻立鹤看不惯了,责问父亲:“你分明是在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沉默良久后抬头:“立鹤,你这话我将记住一辈子。”淡淡一句话里饱含了读书人多少辛酸啊!

然而,就是在这样清贫的环境里,师生们却一片刚毅坚卓。为躲避日军轰炸,教师们大都住的分散,很多教授每天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却从没有人迟到过。

国学大师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体谅到办学条件艰苦,教育部决定给25位有名教授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不料,25位教授竟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然而,正是在这样清贫的环境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当时,他在西南联大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他在课上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引得冯友兰、吴宓等教授竞相旁听。就连著名学者许渊冲都这样说:“哈佛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四不讲’的教授。”

凭着对知识的敬畏和对学生的负责,大师们潜心研究,笔耕不辍。

陈寅恪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

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

金岳霖写下《知识论》《论道》,

陈序经写下《文化学系统》,

潘光旦写下《优生原理》、《性心理学》,

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

华罗庚写下《堆垒素数论》,

吴大猷写下《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

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赵九章写下《大气之涡旋运动》

孙云铸写下《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

无一不是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办学之要义,自由却不散漫

1980年,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本着“治学自由”的态度,教师们在讲课和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决定权。

小说家汪曾祺回忆道:“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在课程安排上,同一门课程,教师们也可以同时讲授。

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都讲《楚辞》,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为了吸引学生,老师之间展开了“竞争”,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开坛授课。

除了教师讲学上的自由,学生选择专业也相当自由。如果不喜欢现学专业,只需填一张表格就可以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充分尊重学生们的兴趣。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有人不解为什么强调自由却非要做出硬性规定呢?梅贻琦说,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然而,讲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考试制度相当严格。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等到毕业时,就只剩20多人了。每学期必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

一次,一个学生考了59.5分,跑去跟教务长求情,不料竟被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本着这种严格治学的校风,当时入学联大共有8000多名学生,到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而从中毕业的学子大都成为当代卓尔不凡之人

汲取各家之长,学生们也在飞速成长

有着大师们创造的学术氛围,加之联大严格的考核制度。学生们大都勤勤恳恳,不敢怠慢。上课时专注听讲就不用说了,就连课间休息,学生们讨论的话题也大都是“爱因斯坦最新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教授文中有一句歧义,你怎么看?”

除了课上课下的讨论外,不上课时,学生就跑进昆明城喝茶。说是喝茶,不过住户摆起小桌,以很便宜的价钱,让学生在这里看书。学生们就在那里学习讨论,直到深夜。

在茶馆的昏暗气灯下,有这么三名学子曾夜读海森伯,并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这三人,就是以后在中国物理学举足轻重的联大物理系“三剑客”:杨振宁、黄昆、张守廉。

虽然生活艰苦,但联大师生的精神却是乐观而积极。

日军来袭时,全校师生从容撤离;他们自信而笃定,他们从容而豁达。他们在山洞里支起黑板,转身便钻研学术,任凭炮火轰鸣,我自静心求学。

在祖国召唤之时,联大1100多名学生弃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最好的年纪里血洒疆场,青春无悔。

如果不能安稳地活着

就让生命掷地有声

成了那代人,最真实的写照

如今,70多年过去了

曾经的师生大多离开了人世

但西南联大的校训却流传了下来

“刚毅坚卓”四个字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如今,在西南联大的旧址上还竖着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写着:育才先育人。

在校长梅贻琦眼里,“教授的责任不仅在于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怪不得那时候的联大能汇聚全中国最优秀的学子,

他们的脑中是炮弹炸不毁的知识殿堂

他们的身上有强敌折不弯的民族脊梁

怪不得那个时候的联大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思想碰撞,学术交流;教书育人,治学求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怪不得连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都这样评价:“这所大学的遗产,应当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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