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中国地学专家冯增昭:“号脉”山川,研究“沧海桑田”
暗红色的封皮已磨得发白,书脊处粘贴的透明胶布也打起了卷,在冯增昭的办公桌上,厚厚的英汉地质词典浸染了岁月的痕迹,也陪伴他走过几十年的科研时光。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这位曾经“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了中国大地”的地学专家,心仍在山野之间。
现年96岁的冯增昭是定量岩相古地理学的开拓者。古地理学是人类跨越时空对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层特征的探究与追寻,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重要“指南”。在冯增昭看来,中国人常说的沧海桑田——研究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变迁,就是古地理学的魅力所在。而他就是那个“号脉”山川、研究“沧海桑田”的人。
冯增昭曾荣获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在退休后的20多年间,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学,执着于提升中国古地理学的研究水平,把这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推向世界,被誉为地学领域的“不老松”。
在古地理学领域“开疆拓土”
9月的北京天高云淡,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位于学院路的办公场所内,一栋灰色的实验小楼静静伫立。《古地理学报》中英文版编辑部、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相古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办公场所都在这里。很快,国际古地理学会的牌子,也会挂在这里。
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相古地理专业委员会是冯增昭“游说”来的。1999年创办的《古地理学报》中文版是冯增昭硬着头皮熬出来,英文版同样历经波折,在2012年终于面世;国际古地理学会也是冯增昭发起筹建并坚持了近十年,不久前才成立。
可以说,这栋灰色的实验小楼里,凝结了冯增昭半生心血。
沿着楼梯的木质扶手一路向上,就能看到淡黄色房门的216房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冯增昭每天准点来这里“打卡”上班,风雨无阻、周末无休。
“他就住在家属院里,离这里很近。2020年疫情之前,他一直是坚持每天来上班的。”冯增昭的助手、现《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常务副总编郑秀娟说,疫情初期,编辑部成员办公转线上,冯增昭也开启了居家办公,“没稿子可看的时候,急得他整天给我们打电话,让送稿子给他看。”
不大的办公室里,靠墙放着七组书柜和三张桌子,其中两张拼成了一个大桌子。三张书桌上一摞摞稿件、书籍连成一片,远看就像起起伏伏的“山脉”,只留下冯增昭伏身前的一小块“平原”。冯增昭就在这块“平原”地带,为无数《古地理学报》的投稿者看稿、改稿。
冯增昭的学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学院教授金振奎告诉记者,“岩相古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古地理这门学科在地质学中就开出了一块阵地。冯老师一直想着这块阵地上应该有自己的一面旗帜,即学术刊物。”
但创办刊物要经历三大关口:经费关、刊号关、稿源关。
为了“凑足”高质量稿件,冯增昭常常自己打电话向老朋友们约稿,同时也会自己写稿。在面对投稿时,冯增昭更是不敢有一丝懈怠。
对每篇投来的文章,冯增昭都亲自审阅、把关,而且修改起来非常认真,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无论修改后录用的,还是退稿的,他都要写出意见和建议。他常说,要让不会写文章的作者通过向《古地理学报》投稿而学会。他对作者认真负责的做法也培养了潜在投稿者。”金振奎说道。
冯增昭的不懈努力有了结果:2002年,《古地理学报》创刊第4年,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2007年,创刊第9年,《古地理学报》由季刊更改为双月刊;2008年,创刊第10年,《古地理学报》入选中文核心期刊名录。
坐在13亿年前的“海滩”上现场审稿
潜心学术的冯增昭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为数不多的几次报道中,有一张拍摄于2011年的照片十分特别。
2011年12月,《古地理学报》第六期,在古地震研究方向,刊登了一篇苏德辰和孙爱萍合写的《北京永定河谷中元古界雾迷山组软沉积物变形与古地震发生频率》的文章。照片即为当年9月3日,已80多岁高龄的冯增昭和众人约作者到北京西山考察进行野外审稿时拍摄的。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审稿会。当时的脚下是坡度很大的斜坡,两位老先生(指冯增昭和乔秀夫)坐在地上,后面的三位年轻人一方面听讲,另一方面起到阻挡作用,怕两位老科学家滑下去。”时隔多年,再次回忆起这次审稿,郑秀娟依然印象深刻。
对于地质工作者而言,在山野间穿梭是家常便饭。
“地质学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在办公室里说得再天花乱坠也没用,肯定是要到现场去,看看石头是怎么形成的,从颜色到岩性,再到构造和各种痕迹,综合考虑这些是怎么形成的。那次去西山看现场也是如此。”郑秀娟表示,当时《古地理学报》这一期的主题是古地震研究,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古地震相关文章,苏德辰和孙爱萍两位作者写的稿件只是其中一篇。
冯增昭曾在这一期的刊首语中回忆了此次突然“现场审稿”的来龙去脉:他在阅读即将刊出的这些古地震来稿时,苏德辰和孙爱萍的文章,尤其是该文的精美照片、细致说理以及这些变形构造与雾迷山组沉积时期古地震的有机联系,深深地打动了他。与此同时,冯增昭也发现了文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岩石的确切定名问题等。
“我立即打电话与该文作者苏德辰研究员交换意见。”冯增昭回忆,苏德辰很快来到了编辑部,两人进行了面谈,并当场确定了要去永定河谷看看该剖面的古地震引起的种种变形构造。
“在现场,冯老师就跟作者聊,你写的是什么?到底是如何形成现在的剖面的?地震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冯老师和乔老师还跟我们讲了整个西山的构造。都挺有意思的。”郑秀娟回忆,那一天冯增昭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整整跑了一天,情绪十分高涨,从未喊过累;中午在山里的农家小院吃饭时,同行的研究员还抓紧时间向冯增昭请教上午拍到的各种现场,和他讨论成因机理。
看着冯增昭和乔秀夫两位地质研究前辈坐在13亿年前的“海滩”上,讨论文章中的点点滴滴,郑秀娟十分感慨,“时代变迁,造物主给人类留下了很多谜一样的地质现象,需要地质学家们不辞辛苦到野外去勘察,办公室里培养不出地质学家。中国的地质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地质学家艰苦卓绝地努力与奋斗。”
那一天,冯增昭似乎十分高兴。
在刊首语里,他说道,“总的来看,苏德辰研究员的文章,除个别的岩石命名外,我都同意,而且十分赞赏。这确是一篇难得的、图文并茂的、与区域大断层有联系的、即与古地震有联系的好文章。”
“号脉”山川,十四省市步履遍
冯增昭与地质的缘分来自一次今天看来有些“叛逆”的选择:
1945年,冯增昭考入东北大学地理系。已经在东北大学学习了两年地理的他,受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地质学家影响,改学地质,并于1947年重新高考,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转入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前身],任教至今。
作为一名地质学者,他的一大学术成就是岩相古地理研究,这项成就的取得与其一步一个脚印地跑遍大半个中国不无关系。如果时光倒流几十年,或许在野外比在办公室更能经常见到他的身影。
20世纪50年代初,冯增昭曾身负重任前往山西采集标本。他一头扎进大山,在石头的“海洋”里披沙拣金。短短两个月,他采集岩石标本近两吨,而今保存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矿物实验室里的诸多珍贵化石,都是冯增昭一包包背回来的。
后来他当了老师,带着学生在冀东、鲁南搞综合地质考察,睡马棚,住大通铺,啃凉馒头,喝生冷水。冯增昭年过花甲后,依然不顾腰伤,带着学生跋涉山间。
1983年在内蒙古野外勘察时,冯增昭写道:“花甲欠三愧老言,十四省市步履遍。再赐十年风华茂,第三里程谱新篇。”
山东省的莱芜、泗水、蒙阴、枣庄、长清等地,河北省的峰峰、唐山、易县等地,安徽省的宿县和淮南,河南省的登封、渑池、鲁山和博爱,北京西山,贵州、四川、宁夏、甘肃、陕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留下了冯增昭的身影。
冯增昭的恩师杨遵仪院士曾感慨,“冯增昭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了中国大地。”冯增昭自己也笑称“我有一个外号叫‘冯铁腿’”。
扎实的野外考察也为冯增昭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打下了基础,冯增昭曾出版《华北地台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中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中国沉积学》等十几部著作,为中国的古地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大量优秀成果。
与此同时,冯增昭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古地理编图方法:单因素分析综合作图法,开创了定量古地理研究的先河。
金振奎解释称,单因素就是能够反映古地理环境某个侧面的客观标志,比如岩石类型、颜色、地层厚度、化石、地球化学指标等等。编古地理图时,首先要编制每个单因素的分布图,比如砂岩含量等值线图、地层厚度等值线图等等,然后把单因素分布图叠合在一起分析。
“打个比方,怎么知道全国哪些地区的创新力强?首先选择一些能反映创新力的指标,即单因素,例如专利数量、国家奖数量等等,编成分布图,最后看哪些地区这些指标高,那么这些地区就是创新力强的地区。”金振奎表示,定量古地理图可以让研究者根据古地理图找“宝藏”,成功率更高。
“弟子成才,胜于著译”
提起冯增昭,同事和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很严格。
那时金振奎还在华东石油学院读书,在一次讲座中见到了冯增昭,此后便下定决心要跟着冯增昭读书。从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归国后,金振奎跟着冯增昭读了博士。
“他常说‘要求其高,得乎其中;要求其中,得乎其下’,所以对学生一向很严格。”金振奎告诉记者,冯增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分成了上午、中午和晚上三个单元,上午8:00-11:30、下午2:00-5:30、晚上7:30-10:00,他要求学生也这样做,“每到晚上,整个实验小楼就先生和我们的办公室灯火辉煌。周一到周末,每天都是这样。要出去的话,就要请假,冯老师也会批。”
对于一名地质学生,学会画各种各样的等值线图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就像画等高线地形图,线条在哪个地方要拐弯,怎么画才平滑都有讲究,甚至地图上标注的地名,都是个大学问。字太大,会盖住线,太小又看不清楚,都需要经验。”金振奎回忆,在基本功上,冯增昭抓得很紧。对学生的论文,冯增昭也会逐字逐句推敲,连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学生被批评到哭鼻子,是常有的事儿。
金振奎还记得自己被“扔”到云贵地区野外考察。“老师就说要去看剖面,然后会给当地地质部门打电话,剩下的就要靠学生自己去开拓了。”金振奎不无自豪地说,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独立考察的过程中,自己练就了一身本领:不需要向导,只要一份交通地图、一份地质图,就可以找到要研究的地层剖面。
私底下,学生们也会“吐槽”,但多年以后几乎每个人都很感谢这份“严格”。“就是因为这么严格,我们才能有所成就。”金振奎感慨,冯增昭门下的学生,每个人内心都足够强大。
如今,冯增昭已桃李满天下,其学生中涌现出了众多院士、多位著名学者、各类教学名师。2006年,在《冯增昭文集》自序中,冯增昭用一首短诗描述了自己看到学生成才的心情,“弟子成才,胜于著译,竞为国用,堪慰吾心。”
冯增昭的严格也体现在对待稿件和作品上。
“我刚来的时候负责编辑冯先生的文集,就是《冯增昭文集》。这本书是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对接的编辑是柳青。冯先生把柳青训哭过两回,我也被训过。”郑秀娟笑着说道,“冯老师训人特别不留情面,但他年龄比我们大很多,就像长辈在训孩子。他常说‘我对你好,我才严格要求你。我要是对你不好,我离你远远的,才不理你呢。’”
好在冯增昭有时候也会反思自己的“严格”,“起争执了,过后冯老师也会跟我们道歉。大家都是为了期刊好,观点不同而已。”郑秀娟说,虽然严格,冯增昭其实很关心身边的人。
“八小时出不了编辑家”,冯增昭会督促同事们业余时间也别忘学习,要多写文章、多进步;有同事生孩子,他会说,自己不方便去看,叮嘱编辑部组织人去探望;恩师杨遵仪百岁寿辰时,由于不便走动,冯增昭会拜托郑秀娟等人前去探望;故人去世,但凡能走动,冯增昭都会亲自去送最后一程……
2016年,冯增昭90岁生日时,吴胜和、鲍志东、金振奎、朱筱敏等几名学生一起凑了钱,交给郑秀娟,想要请冯增昭夫妇吃一顿饭。没承想,饭吃完了,钱却是老先生自己付的,“冯老师跟我说,不能花学生的钱。他全额付给我费用,让我把学生们的钱原封不动还了回去。”郑秀娟十分感慨。
“创业未半,年已八旬,三里未终,李桃尚丰……前沿阵地,不可丢失,有志来兮,大旗高举。”在《冯增昭文集》自序中,冯增昭用一首256字的“小诗”描述了自己半生的学术追求。
如今,冯增昭虽然早已没有了当年“冯铁腿”的体力与眼力,却依旧心系地质。
“虽然我还有很多想法,但也知道自己快97岁,是真的老了,因此不再担任理事会的职务。但还希望能够作为一名会员,为国际古地理学会的发展尽力。”2022年7月16日,在国际古地理学会成立大会上,为此努力多年的冯增昭饱含深情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