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从高校招生工作开始的。高校招生工作拨乱反正的核心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实行入学考试。
1966年，高校招生制度遭到错误批判，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起，高校陆续恢复招生，但不再实行以文化考试选拔新生的办法，实行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录取新生没有客观标准，选拔过程受不良风气严重影响，所招新生良莠不齐，学生总体文化水平显著下降，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教育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首先要改革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根据这一精神，教育部于8月13日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高校招生会议，从根本上修正了之前于6月召开的年度招生工作会精神，提出恢复入学考试、简化政审办法等一系列措施以改革当时的招生制度。招生会上形成的文件经邓小平同志亲自修改后，于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0月12日由国务院批转下发。新的招生办法的核心是从制度上恢复以考试成绩为主择优录取新生的做法。高校招生恢复入学考试是民之所望、民之所求，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和拥护。
鉴于1977年暑期已过，当年招生时间延至冬季，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第二年，恢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高校招生及其入学考试工作从此步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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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高考复习大纲
1978年春节刚过，教育部由刚刚恢复建立的学生管理司就如何实施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组织命题，命题以什么为依据。
由于“文革”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各地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高考命题缺乏依据，考生复习也无所遵循。因此，研究的结果是，应该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发一个复习大纲，既指导考生复习应考，同时也是命题的依据。教育部领导同意了这个意见。
接下来的问题是，复习大纲的编写工作由谁来做？学生司考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来负责此事，但是当时人教社正集中力量组织编写即将在全国中学使用的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无力他顾，故人教社没有接受这项任务。学生司只好自己组织人员来完成，司领导指定由李键（时任学生司办公室负责人）和我（从清华大学借调到这里参加招生工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请求高教司、普教司派人参与。
当年招生文件确定的高考科目分为文理两类，文史类含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类含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包含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7个语种。根据当时中学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报考非外语专业的考生其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
按照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我们从大学、中学和省市教育局教研机构请了一些人员，分别组成几个编写小组，每组五六人，由权威学者牵头。关于大纲编写工作地点，我们选择了当时副食品供应较好、气候比较合适的广西。广西方面很欢迎。
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和学生司负责人郭厚登在李键和我的陪同下，乘飞机先行到达南宁。几天后，参加大纲编写工作的老师陆续来到南宁。广西方面对这项工作很重视，给予了很大支持。所有老师都被安排住进国际旅行社的一个宾馆，每个房间都是带卫生间的双人标间，两人一间，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条件了。自治区招办主任刘永强是“文革”前教育部的干部，他和招办陈仕金等同志在工作上给予我们许多直接的帮助。
3月初编写工作正式开始。高沂同志首先向全体老师讲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郭厚登同志则就编写工作讲了一些具体要求。然后，老师们先务虚，统一思想认识。大家认为这项工作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统考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决心把这项关系到几百万青年前途、关系到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关系到促进广大青年学习文化知识积极性的重要工作做好。同时，对编写大纲过程中应掌握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通过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1）要处理好考生现有文化水平和大学教学要求的关系。既要考虑到当前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又要考虑到大学教学的要求。体现在复习大纲中的内容，应以当前中学教材为主，以中小学九年制教材中的中学内容为主。
（2）关于编写复习大纲的依据，要注意当时各地所用不同教材的差异，处理好基础教育九年制与十年制教材的关系，还要注意当时正在使用的教材与正在编写且即将使用的全国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关系，并以前者为主。
（3）关于考查的知识内容，初中与高中，以高中内容为主。历史科目，以中国史、近现代史为主；地理科目，以中国地理、自然地理为主；政治科目，应反映党的基本知识；外语，考虑到当时中学实际情况，掌握在初三的水平。
（4）注意照顾不同类型考生对大纲的理解。大纲的文字在表达上要注意使用方式，不同科目使用不同方式表述，使考生读了大纲后感到有信心，而不是无从下手。整个复习大纲用一个统一的前言，不必每个科目都写前言。
上述意见经文字概括写成了复习大纲前部的一个“说明”：
“为了帮助参加1978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考生（特别是在职员工和广大知识青年）进行复习，我们组织编写了这份复习大纲。本大纲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
“考虑到目前全国中等学校教材不统一，一些地区开设的课程不全，各地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我们编写大纲时，主要以当前大多数地区所用教材和实际教学情况为依据，同时也考虑到高等学校对入学新生的基本要求。考生按照大纲复习时，应着重在打好基础上下功夫，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猜题和死记硬背。我们的出发点是，经过复习，使广大考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3月8日，各科都完成了第一稿。第二天，我们把汇总后的稿子手抄复写了几份，再分发给各小组讨论修改，各科目内容在分量上再做些平衡，又请语文组的老师对全稿做了文字上的修饰，完成了初稿。这份大纲的内容现在看来很浅显，但在当时，编写者还担心程度有点深，怕考生适应不了，怕脱离当时大多数考生的实际情况。物理组的老师说“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农村的考生有困难，许多中学老师的水平比知青还差”，“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等等。另一方面，对于选拔性考试，大纲内容也不能降低太多要求，“再降低的话，连高一的水平都达不到了”。
大纲初稿完成后，李键同志携稿飞往北京呈送教育部领导审查。编写人员则由我陪同在广西待命等待部领导审查结果，以便对大纲初稿进行修改。
几天以后，李键同志陪同学生司负责人李力群同志从北京到桂林，传达了教育部领导原则通过复习大纲初稿并做若干修改的意见。于是，各组老师立即对各科目的初稿进行了修改。最后对稿子的全文请语文组负责人朱德熙教授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工作结束后，编写组在桂林解散。
回到北京后，根据学生司领导意见，我们又把复习大纲稿子按科目分别征求北京一些专家的意见。记得当时在学生司工作的、曾担任过大学政治教师的杨学为同志还审阅过政治科目的大纲稿。
稿子经教育部领导最后审定后，由李键和我负责付印、下发。经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迅速安排了生产任务。4月初，复习大纲印出样本，学生司将样本迅速分寄到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再分别印发，有的地方还将样本作为正式书籍出版发行。
教育部以（78）教学字254号文件发出颁发这个复习大纲的通知。文件中说：“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我部组织编写了《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大纲共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命题范围将不超出本大纲。”
在颁发这个复习大纲之后，教育部又连续两年组织编写和颁发了复习大纲。1979年，教育部在颁发1980年复习大纲时同时宣布：“考虑到1980年以后，各地中学基本上都已试行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因此，从1981年起，不再编印复习大纲，高考命题以全日制十年制教学大纲和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恢复高考后连续三年每年颁发高考复习大纲的短暂历史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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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命题工作
1978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恢复了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时间上也恢复到夏季进行。从4月份印发高考复习大纲到7月份实施考试，对于考生和考试工作组织者来说时间都很紧。学生司作为教育部内负责高校招生工作的职能司，工作极不轻松。当时，百废待兴，高校招生改革刚刚起步，而因“文革”耽误所积压下来的大批优秀中学毕业生激发了巨大的热情，都希望在高校招生恢复的文化考试中一试身手，因而急于了解有关招生和考试的各种政策规定和办法。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咨询途径主要靠信件，群众来信像雪片似的飞到教育部。学生司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是一大捆，积压几天就得用麻袋装。从司长到一般工作人员每人每天都分阅一部分信件，看后予以答复。直接上门来访的也不少，我们就在办公大楼的传达室接待他们，但有时来的人太多，一些人就直接闯进我们办公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理解考生和家长的心情，尽力做好接待工作，当然也额外耗去了很大精力。
高校招生工作全过程就像现代企业的生产线，一环扣一环，时间上一点都不能耽误，尤其是前头的工作。为保证能按时考试，学生司对高考命题工作进行了安排，指定宋葆初、李键和我三个人具体负责组织命题，并商请当时的高教司和普教司派代表参加。宋葆初同志在“文革”前就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丰富，他是我们这个小班子的牵头人，这次参加命题的许多老师也是他提名推荐的。
高校招生改革的核心是恢复入学考试，以考试成绩为主要选拔依据，命题就是考试中的关键性工作。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考生近600万之众。对此，我们都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全力以赴投入其中。工作开始前，我们请当时的普教司负责人肖敬若同志介绍全国高中教育的现状，听取他对命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命题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据说“文革”前命题场所就安排在北京的宾馆，命题人员完成工作后就可回单位从事原来的本职工作。但现在不行，因为录取率低、竞争激烈，社会风气又不太好，保密工作不好做。事实上，在上一年分省命题时，已有个别省在保密问题上有瑕疵。因此，经研究，决定命题工作实行全封闭管理，工作场所应防止外界干扰，最好选在外地某处；同时，由于命题工作属艰苦的脑力劳动，要有便于命题人员工作和休息的条件；命题地点的交通还要比较便利，以利命题人员的集散。几经讨论，看中了青岛。司里派李键同志持教育部介绍信去青岛联系，他在青岛得到市委书记的接见。青岛市领导欣然接受安排命题场所的工作。
命题工作从5月下旬开始。山东省和青岛市对这项工作在场所选择、对外联络、生活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山东省教育厅派高教处许万敬处长驻会协调，青岛市政府指派一位副秘书长和文教办主任同我们具体联系，市教育局派干部小王帮助搞会务，并派一位司机带一辆面包车供我们使用，市公安局派一位科长带两位警卫人员负责保卫工作（在命题工作场所的两幢小楼各设一个岗）。
命题人员的选定参照了选择编写复习大纲人员的原则，即组成人员由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高中教编教研人员组成。大学教师是我们根据高校学科的特点请有关学校推荐的，其中一些参加了复习大纲编写工作；中学教师和教编教研人员是请一些省市教育局或招办推荐的。选定的命题人员按考试科目分设小组，其中外语按7个语种分开。命题小组根据考试内容情况，每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组长由该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担任。我记得，政治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戴卓副教授（文革前评定的职称，下同）领衔，语文组由北京大学朱德熙教授担纲，数学组由南开大学吴大任教授任组长，物理组由德高望重的北京大学褚圣麟教授（时已70高龄）牵头，化学组组长是北京大学华彤文教授，等等，不一一列举。
因为命题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时又要对外联络，我们对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称。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厅召开全体会，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讲了具体要求。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总共有两个月时间，其中后一个月要留给各省市印卷并将试卷分到各考点，前一个月时间用于命题、审题、印刷排版和制型（当时的印刷技术需要先在印刷厂排版并制好纸型，再由各省市用纸型浇成铅版来印成试卷）。因此，真正命题的时间不过半个月。这样，各命题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反复推敲，完成一个送审稿，时间紧任务重。各学科命题组组长的卧室就是工作场所，另外，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保管命题资料，由宋葆初同志负责，兼作卧室。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每天两次上班开始工作前，各组保密员（从各组老师中分别指定）到保密室领取提包，下班时交回。每本笔记本和每页工作用纸都打上号码，不能缺失，交接时要查验。所需的参考资料大多数都是我们从北京带去的，在北京时我们预先委托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帮助收集了一些各地的教学用书和复习资料，又从教育部图书馆借了一些工具书，到青岛后又从青岛市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籍。
命题人员每天都在所安排的两栋小楼内工作和生活。我们规定，命题人员不能同外界通信、通电话，散步只可在楼外限定区域且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过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同外界联系。那两栋两层小楼虽称别墅，但设备简陋，一下子集中许多人在里边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每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仅早上洗漱、如厕就很困难。那时青岛对市民的淡水供应是限量的，但对我们是保证供应，即使这样楼里也无法洗澡，我们只能每周一次组织大家乘车到市里公共澡堂去洗。伙食方面的问题是大米少，当时青岛大米供应比例很低，而命题老师中习惯吃大米的南方人居多。于是我就常常到市政府去拜访张副秘书长，请他特批一点大米，他也总能满足我的要求。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钱，这在当时算较高的标准了，但青岛物价高，于是经教育部财务部门同意给每位老师增加两角钱伙食费。我们工作人员要交伙食费，命题老师没有酬劳，仅免收伙食费而已，但是粮票还是要交的。
工作之余的生活很枯燥。那时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组织大家到市区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自己掏钱买票）。这在现在可能不可思议，但当时老师们埋头工作，在生活上不提任何要求。工作之余就是看书、聊天，或者在晚饭后三五成群结伴到海边散步直到天黑。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工作，各组都按期交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将试题稿收齐，将所发笔记本和工作用纸清点收回，销毁废纸和草稿纸。然后，宋葆初、李键等同志携题稿回北京送审，每个命题组还派一位老师一起赴京，以便在试题排版时核校。这份恢复全国统考的第一份试题经教育部领导审核后定稿。上述人员立即将稿子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打成纸型。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响工厂正常生产，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后从所住的军事学院招待所到工厂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处。在炎热的夏天和条件简陋的车间，他们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做着这项不容出现丝毫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现在的人所能想象。以后连续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后来用上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刷厂将纸型浇注成铅版，再用铅版印制成可用的试卷。
留在青岛的人员虽然仍处封闭状态，但由我们工作人员组织安排了一些活动，以免过于寂寞枯燥。北京方面的工作完成后，李键同志带领有关人员（包括两个工厂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工人）回到青岛；宋葆初同志留京，以便和各地保持联系，掌握各地印卷情况。
离开考还有一个月，教育部方面的工作完成，等待各地印卷等考前工作。部里要求安排好命题老师的休息，休息场所既要便于保密，又要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在部领导的批准下，我们全体人员转移至江西庐山。
施考日期临近时，高沂副部长专程从北京经南昌到庐山，为这次命题工作做总结。开考第一天，高沂同志在庐山牯岭镇的考场巡视了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一次统考。既已开考，命题组在庐山就地解散，命题人员在我们安排下返回各自工作单位。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则跟随高沂同志到上海视察了设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高考评卷点的评卷工作。
2017新高考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