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1999年7月7日，我与另外288万考生一道走进高考考场。将近20年后，我仍然记得那一天的酷热与蝉鸣，记得那一天考场教室里悬挂的吊扇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记得发卷前的紧张与竭尽全力让自己平心静气的努力。这种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现在每一次回想起来，都还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因为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天。
我问过许多人在他们眼中高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年代，高考的意义确实也不尽相同。在高考刚刚恢复的两年时间里，超过1000万人从全国各地挤上考场，在他们当中，大约二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能获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那个学习资源紧缺的年代里，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迫切、甚至是如痴如狂。
前几年，网上流传着一个帖子，大意是许多精英人士对高考不屑一顾，且他们也是在高考失利后才走上人生巅峰。但对比事实很容易就能证明这个帖子是为了博人眼球的胡编乱造。在高考刚刚恢复的那几年里，那些如饥似渴的考生中涌现出如此多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1978年，李东生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他的同班同学里有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往后两年，高中毕业就被下放农村的史玉柱，靠自己的发奋图强考进了浙江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成绩离满分只差1分。当他在杭州梦想着成为陈景润第二的时候，同一座城市里的马云也在不停复读，直到史玉柱毕业的那年他才终于考上了杭州师范……
而像我这样的80后，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我们的学习生涯。
大抵从入学读书的那一天起，我们被灌输的理念就是高考有如何如何重要，是一场需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于是我们习惯性地接受我们上的每一节课，做的每一张试卷，订正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这场早就注定的考试。如此这般年复一年，我们终于来到了高三，却发现实际的情况与一路来听到的叮咛并不一样。
高考似乎已经并不那么可怕，我参加高考的1999年被称为“扩招元年”，59%的录取比例意味着高考不再是那座狭窄的独木桥。然而高三那年，我们却依旧不为所动。我们依旧在无数个天色刚刚蒙蒙亮的早晨醒来，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深夜点亮台灯。我们依旧把秋风萧瑟化入二元一次方程，把明媚春光填入完形填空，把正午的阳光写进大小作文，把万尺的星辉拆分成力学定理、化学公式、抑或是辛亥革命的意义或者剩余价值理论……直到在那酷热的七月，在万蝉齐鸣的夏日里，走进那间吊扇不停摇摆的考场，一边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和以前参加过无数场的考试毫无二致的考试，一边用尽所有的力气，工整而神圣地在试卷最左侧写下自己的准考证号码。
这与教育体制无关，与选拔机制无关，只与我们自己有关。
那时的我们想要拼一个名气大一点的学校，就业前途好一点的专业，但现在回头想想这些对之后的人生影响，也并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也许当时真正驱动自己的，并非在于高考的结果，而是在于高考的本身——这是对自己十二年学习生涯的一次评价，是人生第一场阶段性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份你交给自己的试卷。
之于像我这样的80后，高考是一根分界线，高考之后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会与之前截然不同。高考是划分我们青春上下半场的哨音，在上半场我们是如此单纯，目标是如此单一。但在青春的前半段你有多拼，决定了你在青春的后半段会有什么样的热血与激情。再没有哪段时光，会像高考那般投入，那样疯狂。
或许和现在的考生最大不同的是，这场生命中注定的考试对于当时大多数的考生来说，是一次“落笔无悔”的人生赴约，答题后的人生并没有那么多可以擦拭修改的机会。如今高考的录取比例节节上升，在今年走上的考场的考生当中，大约四个里能有三个被高校录取。但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李东生、史玉柱、马云，还是对于现在的考生，高考的神圣意味犹在。好好考，在你正式成年的时候，第一次认认真真，给自己的过往，一个尽你所能的交代，这样，即使在二十年后，你仍然能够身临其境地回忆起来，你那炽热无边的燃情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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