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三中高中部考点，考生们相互鼓励。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曾经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最初一代高考生的共同追求。
又到一年高考季，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40年。从上世纪70年代的学好数理化、争当科学家、振兴中华，到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下的商校热，再到90年代自费出国深造的学子增多……高考是一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烙印，它反映出年轻知识分子的期盼、反映出社会的需求、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走向。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恢复高考40年来五个不同年代考生的五段亲身经历，从中或可管窥大时代对个体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在其中或许能看到你熟悉的情景和故事。
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晓玲 梁志毅 实习生 杨晖桃
图：南方日报记者 戴嘉信
1970年代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年仅15岁的王临生正在读高一（当时初中和高中均为两年制）。响应国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号召，江西宜春中学选拔了15名成绩优秀的高一学生参加高考，王临生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能参加高考就是一种欢庆”，在这样充满喜悦的心态下，王临生顺利考上了江西大学数学系。当时全国高考的录取率仅为3%。
“那时候高考真的很纯粹，读书是一种精神、家国情怀，对知识的渴望，精神的力量非常强大。”这是王临生最大的感受。
那时候高考是一种欢庆
王临生回忆：“1978年高考的时候计入总分的一共有五科，语、数、政、物、化，英语是参考分数。”王临生把当年的高考比喻成“一种纯天然的考试，没有经过现在高三的各种考试技巧学习，各种模拟考试。”
“那时候能参加高考是一种欢庆，尤其对于知识界的人，高考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王临生并没有感觉高考有多少压力，“高考就是一场考试，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参加了高考，分数下来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才告诉我父亲。”
与现在的学生考前“撕试卷”解压不同，1978年的时候“根本没有试题，只有课本，我们到处找题做找不到。后来出版了一套自学复习的书，一出版马上就全部抢光了，抢到习题就跟抢到宝一样”。
王临生最擅长的科目是化学，“100分的卷子我考了98分。”最终王临生以总分372分的总成绩报考了江西大学数学系，“那时候读大学毕业都是包分配的，也没想过毕业以后做什么。就是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读书是一种精神
从江西大学毕业后，王临生一直在江西的高校教书。1993年来到佛山，曾任佛山二中校长，现在在禅城区教育局任副局长。时隔近40年，王临生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时参加高考的那种精神。
“那时候学习很纯粹，对知识很渴望，总感觉有很多需要学，觉得自己要当科学家，要振兴中华，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这种精神的力量非常强大。”王临生说。
考入江西大学后，王临生感觉特别荣耀，“胸前别着长条形的校徽。”由于王临生是跳级参加高考，再加上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不到一年，积压了很多复读的考生，“大学同班同学里年龄曾都翻了一倍。”不过，每个人都一样热爱学习，“那时的高考对人来说是很纯净的。”王临生说。
1980年代
商校最吃香 录取率只有17%
“当时竞争很激烈，我读一所县里的普通高中，全校只有一个人考上了本科，还是定向，我考第二名，读的师专。”回忆起1982年参加的高考，禅城区教育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安清仍然记得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的作文没写完，有点可惜。”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商校最吃香”，不过李安清听从师长的建议读了师专。
“在学校我经常是考第一、第二名的，但是高考题与平时的题目就是不一样，比平时难、活。平时的题目做得很顺，但是高考题做得不很顺，每考一科我就想完了完了，考不上了，影响了发挥，后来分数下来并不是这样。”负责多年高考工作的李安清想送给考生们一句话：“你难别人也难，不要盲目悲观。”
预考刷掉很多人不到1/3的人有高考资格
1982年7月（当时高考是7月的7、8、9三天），李安清只有18岁，在湖南郴州一个小县城的一所普通高中里努力备考，“真的很拼，那真是拼了命在读书。”李安清回忆，当时的高考也分文理科，“文科考6门，语数英政史地；理科考7门，语数英政物化生，科目上跟现在的文综理综没什么区别。不同的是理科也要考政治，比文科多了一门，所以很多人选了文科。”
“当时在高考前地级市都要组织一次预考，预考刷下很多人，我那一片只有我一个人通过了预考，通过预考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全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不到1/3。”李安清说。
李安清回忆说：“那时高中读两年，一般应届生能考上大学的很少，很多人复读，一般考大学都要复读三年。”李安清后来在一篇报道里看到，1982年的时候全国考生总数187万人，录取率只有17%，竞争很激烈。而现在全国的考生总数已经达到900多万，录取率超过八成。
回过头看那时的考题难度还是小
尽管当时李安清觉得高考很难，但是对比现在的考题难度，“现在回过头看那时的难度还是小。”李安清当时考的是文科，“历史我记忆很深，满分100分我考了78分，全县第一。当时的历史主要是考记忆和归纳，主要是背，没现在的考题活，对能力的要求没现在高，与那时的教学水平一致。”
1985年专科毕业后，李安清在湖南工作了10年，1995年来到佛山，先后担任过老师、校长等职务，2011年进入禅城区教育局。由于工作的关系，李安清一直很关注高考改革。“2004年启动深化教改，2008年启动新的高考改革后，应试教育的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更有利于人才的发展了。近十年很多的教学观念，课堂教学模式等都有很大改善，以前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高考早已不是唯一的出路。当年我们读书是与前程挂钩的，现在淡化了很多，学生没那么拼了，家长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李安清说。
1990年代
毕业后考虑出国深造
1997年夏日，一纸录取通知书从天津商学院寄到了林俊的手中。对于这个在禅城老城长大的少年来说，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张薄薄的纸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扇着蒲扇喝着糖水备战高考
中山大学副教授林俊记得他参加高考那年天气特别炎热，教室里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并不能带来丝毫清凉。“我拿着妈妈给我的大蒲扇，在楼梯过道背英语课文，或者在教室刷数学题。
那时候的佛山一中没有宿舍提供给学生，林俊每天闻着海天酱油厂传出的香气上学放学，“放学了就去辉记糖水铺喝一碗冰凉的红豆沙。”林俊回忆道。
今年37岁的林俊在禅城最具特色的老城区——莲升片区长大，他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林阿姨是一名初中老师。耳濡目染之下，林俊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教师。这个理想也支撑着他参加高考。
然而，即使是当时禅城最好的中学——佛山一中，能够考上大学的学生也为数不多，对于考上了天津商学院的结果林俊已经十分满意。当时互联网还未普及，林俊对天津这个遥远的北方城市还一无所知，“我当时看到天津商学院有师范专业，再考虑到我的高考分数就报了这家学校。”
林俊说，做一名老师不仅是他的理想，还因为在2000年之前师范专业的学费一直由国家“全包”，“这样老妈就不用为我辛苦筹学费了。”
在升平路赤脚奔跑的少年今成大学教授
来到天津的林俊第一次看见冬天下雪，学校的澡堂子一百多号人裸着身子冲澡，而他是其中一员。“刚到天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新奇的体验。”
林俊本科的专业是经济学，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他深知穷人的生活艰难，对为穷人谋福祉的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期间我读了很多英国社会政策的原版书籍，更坚定了我去留学的想法。”
林俊说，2000年初大学本科毕业之后选择自费出国深造的学生慢慢多了起来。
此后，他自己备考雅思，上网查询英国各家学校的相关资料，着手申请英国大学的社会政策专业学位。两年后他如愿申请到英国约克大学的公共经济学理学硕士学位，远赴重洋求学一去七年。
二十年前，在升平路赤脚奔跑玩耍的少年林俊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他的足迹会踏上大不列颠，从英国“取经归来”并成为一名传道授业的大学教授。“如果不是通过高考念大学接触到许多新知识，我可能现在就是一名英语教师。”林俊说。
2000年代
农村考生不再一考定终身
步入新世纪，人们接受教育的观念和需求增强，学位竞争压力也逐渐显现。“不过幸运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招录方式已经多样化，高校纷纷扩招，高考不再一考定终身，考生有了更多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机会。”数年后回想这一年，杨惠芳用“紧张、深刻、难忘”三个词概括。
开考30分钟高度紧张
作为土生土长的禅城人，杨惠芳是张槎中学高中部的一名学子，自幼儿园起一直在张槎接受教育，杨惠芳把上大学当作她走出狭窄的圈子到其它城市去的最好机会。
“当时一个54人的班，女生才十几人，能考上本科的全班也就那么十几个。镇上的教育资源有限，大家都想往上挤，但能上本科的人少之又少，比起现在差远了。”杨惠芳说，80后读本科的人不多，大多数人更愿意掌握一技之长，所以读大专很流行。
“而且我们那时的教育资源没有现在那么富足，一个年级三个班，老师精力有限，很多时候不可能细致入微地照顾到每个人，家里上不起补习班，只能自己顾自己。”像许多新世纪的高考考生一样，站在人生第一个分水岭，身上肩负着家里的希望和自己执念的大学梦，她既紧张又期待。
“高考那年学校没有住宿，放学要往家里跑，晚上要回学校上晚修。经常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9点多回到家。”虽然阔别高中校园已有15年，但回想起来，杨惠芳的高三并不比现在轻松，有时候在题海里一扎就是一天，每天骑自行车穿过林荫小道那十几分钟是她一天最清闲、最惬意的时候。
6月7日高考第一天，杨惠芳记得考场上每一个细节包括心理变化，数学是软肋，每一步必须小心谨慎。“考大综合，一道题可能涵盖政史地物化生的知识，我还记得语文作文考题是‘选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语文开考后30分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后来才慢慢缓过来。”
优质高中当年屈指可数
杨惠芳说，2002年禅城的高中只有澜石中学、张槎中学、佛山三中、佛山二中那么几家，屈指可数。“尽管学校资源有限，但还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备战”期间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室，最好的教学设备。”在各种驱动下，杨惠芳有时候在题海里一扎就是一天，书桌上堆满学习资料和备考书目，书本叠起来看不见黑板，而如今张槎中学、澜石中学等学校已经不再设立高中部，优质学校遍地开花。2016年适逢母校张槎中学建校60周年，“槎中”高中部的日子已不复返，她笑称自己也算是个老前辈了。
当年由于考场不设在就读学校，杨惠芳被分到佛山三中和荣山中学考试，高考前骑车30分钟去考场踩点，在家、学校、考场3地奔波。“不过幸运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招录方式已经多样化，高校纷纷扩招，高考不再一考定终身，考生有了更多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机会。”
杨惠芳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在大学攻读信息技术与传播专业，毕业两年后在禅城经营起一家小型广告公司。
2010年代
留学教育平民化
石门中学青年教师温健还清楚地记得2011年广东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回到原点”。因为这一年他参加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碰巧刚好坐在跟第一次高考时的同一个座位。“那时候我很紧张，害怕成绩也会像第一次考试那样‘回到原点’。”
2010年代高校继续扩招，越来越多的学子有机会进入到大学，重点本科的的门槛也相对降低。2010年佛山三中的重点本科上线率超过四成，“考上重本”触手可及。因而不少像温健这样跟重点线擦肩而过的学生选择了复读之路，二次备战高考。
此外，不少学子在高中或本科阶段就已着手准备出国留学，自费留学人数明显增多。
第一次高考与重点本科擦肩而过
对于当年还在上高三的温健来说，重点本科并不是一个难以触及的大门。“高三几次模拟考我的总成绩都高出重点线十几分，那时候我觉得这次高考稳了。”
2010年，距离佛山三中新校区落成不到五年，这个位于禅城区东平河边的校园有着明亮的教室，学生宿舍配有空调，食堂每日变着花样为考生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饭菜。“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觉不到高考的压力。”温健说。
但2010年也是广东省高考改革的一年，根据2008年出台的《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调整方案》，2010年的高考迎来大“变脸”，其中就包括了以“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取代了之前高考所涉及的X科。
“我文综三科里地理跟政治的成绩一直不稳定，但是我自己没有太在意。”信心满满的他踏上2010年的考场却发挥失常，以几分的差距与重点本科擦肩而过。
温健说，分数公布之后他情绪曾经非常低落，“我当时觉得非常可惜又不甘心。”于是温健决定回到三中复读一年，再战高考。
“我们班有个女生因为忘记填数学答题卡影响了成绩，也选择复读了。”温健回忆，像他这样因为想考重点本科而再读高三的学生并不少。
曾考虑出国留学最终回到家乡
第二次走上考场，温健终于走过了高考的独木桥，如愿考上了重点本科华南师范大学。“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高考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温健说，通过高考他获得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入门券，还有四年学习、思考和选择的机会。“在这四年时间里我开始尝试走出象牙塔跟外界接触，做家教挣钱、在教育机构里实习。”最终他通过大学的实践经历奠定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确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毕业时刚好佛山石门中学在招人，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职位，在自己家乡教书育人。”温健说。
然而，温健的原计划并不是毕业后直接工作，而是出国深造。“当年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国深造了，我觉得本科学历还不够，也想继续读书。”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近46万人，比2013年增加4.59万人，同比增长11.09%；其中42.30万均为自费留学，占据总数的92%。
其中，自费留学人数同比增加最多。数据显示，2013年度自费留学38.43万人。2014年，增加最多的为自费留学人员，增长3.87万，占增长数的84.31%。
“如果当时没有获得教师职位的话，我现在可能在国外念书吧。”温健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