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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之后 大学教育鸿沟会越拉越大吗?

新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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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中国首批“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137所中国高校上榜。并未出乎意料,原“985”工程大学全部进入“一流大学”名单,原“211”工程大学都进入“一流学科”名单。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42所,分A、B类,36所A类高校,6所B类高校。除了39所“985”工程大学,还有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三所原“211”工程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95所,71所为原“211”工程大学,另有24所非“985”和“211”工程学校加入。

这137所高校也被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称之为“国家队”,“位于链条的顶端”。但是,在这份名单之外,其他高校又将何去何从?

当然,“双一流”建设为专项投入的一种,而高校之间的差距,往往成因复杂,受诸多因素影响。

会有马太效应吗?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699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6所(含独立学院266所)。

不少人担心,此轮高等教育格局调整,其他绝大多数高校,可能与这137所高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就像当初“985”工程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就认为,“双一流”建设“当然会有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双一流”高校将获国家和地方财政两个渠道的支持。据财新记者统计,除港澳台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目前公布的“双一流”建设计划支持资金总额已超550亿元。

周光礼说,“双一流”建设将会奠定未来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目前看,还是东部多,中西部少,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基本重合。

在“一流大学高校”名单中,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三所位于中西部,且不属于原“985”工程高校。周光礼分析,尽管名单也有意向中西部倾斜,但是,不均衡格局一时难以改变。

如何认识高等教育间的差距?

在张端鸿看来,不能因为高校之间存在差距,就认为完全是由“双一流”建设所致。

“‘双一流’要解决的是超越和引领,是高等教育和学科的重大突破。”张端鸿解释,从教育结构而言,高校间的差距并不能借助“双一流”解决,大学需要均衡性发展,也需要一定的差异化,二者有政策阻隔,单一的政策不能解决。比如,国家重点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就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区域公平问题。

当前,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体现在区域与区域之间,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不同高等院校之间的经费水平也会迥异。2015年,北京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61343.96元,山西为11795.65元,全国水平是18143.57元。北京普通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为32147.32元,山西为5182.68元,全国水平是8280.08元。

“综合定额+专项补助”是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基本模式。周光礼介绍,“综合定额”是指根据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数据或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数据,加之学校教职工情况,确定综合定额标准。“专项补助”则是根据高校发展状况、规模等,由主管部门拨付的具有明确用途的经费,比如之前的“211工程”“985工程”专项、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等。综合定额经费学校拥有自主统筹使用权。

一般来看,部属院校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保障,地方配套支持,地方高校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财政投入。地方高校数量占普通高校总数的90%以上,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水平。

“高等教育既有中央财政责任,也有地方财政责任。有的地方政府比较重视高等教育,注重投入,包括引入外地高校异地办学等。一些地级市的经济排名越靠前,一般越重视高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靠后,投入和重视程度越弱,甚至有些地级市,还是存在零投入情况。”张端鸿说。

不过,张端鸿认为,高校经费筹措方式应该越来越多元,包括科研拓展、企业合作、接受捐赠等。从长远看,公共财政资金所占比重应该逐步下降,整个社会以及高校都应该尽快确立起这一理念。

目前,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政府拨款(中央拨款或地方拨款)、教育收费收入、科研经费收入和其他收入。教育收费收入包括学费、住宿费、委托培养费和培训费等。科研收入包括中央科研经费拨款、地方科研经费拨款和科研事业收入。捐赠收入、利息收入、对外投资收益等属于其他收入。

周光礼曾统计,2009—2013年,“985”工程大学总收入5441.99亿元,校均年度经费达28亿元,(中央与地方)政府拨款和教育收费、科研经费等收入分别占大概50%,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占比40%。

在张端鸿看来,即使把“双一流”等建设项目抽掉,有些大学的自我吸纳能力还是非常强,高校之间的差距依然会很大。

但是,一个现实的难题是,地方普通高校一般并不具有如此丰富的收入来源,已成当前高等教育的短板之一。

怎么补短板?

“现在的高校苦乐不均。” 张端鸿说,有些普通高校的年预算总额才几千万,办学经费很低,中央投入拿不到,同时也拿不到地方政府常规拨款以外的投入,只得依靠常规拨款,这类学校应该重点关注。

张端鸿认为,从财政资金配置看,基本方向是提高高校的基本拨款力度,且应该大幅增加,“把这块加上去,会有基本保障,现在很多高校确实比较苦。”

虽然近年来的生均拨款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与教育培养成本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张端鸿说,如果学校经费有限或严重不足,“只能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偷工减料。”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则直接建言,与“双一流”建设一起,应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启动一个“双非”建设计划,对于既不是一流大学也不是一流学科的高校,重点投入,把底层高校的短板补起来。

周光礼说,只有底层高校发展起来,做大做强,中国才能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否则,少数几所院校发展再大,也难言高等教育强国。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包括多种类型,多种形式和各个地区的高校。

只不过当前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在现有财政和教育体制的条件下,要真正补起高校短板,任重道远。

(来源于“经济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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