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年“前浪”们经历的高考：语文卷上飙英文，考场外备着洗脸水
2020年7月7日，高考将正式拉开序幕。和往年不同，今年的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老照片、学生证、高考成绩单……一个月来，人们晒出各种旧物，缅怀自己那段奋斗过的青春岁月。时光荏苒，故梦不老。每一件旧物背后，都有一段独一无二的回忆。每个人的回忆重叠起来，或许就是一个时代的际遇。
1984年参加高考的黄立新：
考前看了场外国电影
考完后把压卷的鹅卵石揣回家
[受访者简介]
黄立新，四川大竹人，1966年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当年，18岁的大竹男生黄立新有一个梦，身居江南，日日年年，与书为伴。沥沥薄雨打在两三层的沉红色木楼上，窗外是春生的叶子。“希望自己大学毕业后，在图书馆或者杂志社工作。”年少的浪漫贯穿了对未来的想象，“七八个人（共事），很轻松的感觉。”彼时能看的书不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魏巍的《东方》和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
黄立新的高考成绩单
北大毕业后，黄立新入职出版社，和18岁的梦里一样，他真的开始了朝夕伴书的生活。机缘巧合，他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他喜爱的《屠场》。告别北大30余年后，已任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多年的黄立新告诉红星新闻，由梦境直抵现实的，是一座叫“高考”的桥。
“一定不能在省内上大学，走得越远越好，想自己去漂一下、自己去感受一下。” 黄立新坦言，“离开”对自己“很重要”，“18岁以前都在父母身边，没到过大城市，去的最大的城市是重庆，也是呆一晚就走了。想离开这个地方，想翻山越岭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远方去，因为远方有海。“想去上厦门大学，因为在海边；或者武汉大学，因为武大太美了。”然而，这两所大学都没有选择，按母亲的建议，他填报了北京大学，“当时我在大竹县中学，那个地区最好的中学之一，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
重点中学里，苦学成风。“有的农村学生很刻苦，文科是以记忆为主，实际上这些东西他们都记得，都能倒背如流，但考试总是考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搞得我也很紧张。”黄立新回忆，彼时每晚学至晚上10时许，早上6点20分起床跑操，日复一日。
父亲给黄立新许了个愿，预考出色就给他买个手表。很快，18岁的黄立新如愿得到了一枚30元的钻石牌手表，“很贵了，那个时候工资才几十块钱。银色的，闪闪发亮，现在看来很丑、土得掉渣那种，但当时觉得非常漂亮”。
1984年7月7日，高考来临。
“高考前一天，我一点都不紧张。为了放松，父亲还陪我去看了一场外国电影，好像叫《西部游侠》。电影挺好的，挺开心，那时在小县城里，看一部外国电影很不容易。”
这样的轻松没能持续至高考当天，“我们应届生缩手缩脚，大气都不敢出。”黄立新还记得，“考试前，教室里会准备风油精，让考生提神。有的教室门口还准备了洗脸盆，让人洗个脸清醒清醒。有的考生久经考场，已经考了三四次。他们一会洗脸、一会搽风油精，动个不停，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每个人的考卷上都镇着一枚鸭青色的鹅卵石，“压着不让考卷被风刮走。离场时，我很紧张，回家后发现，我把鹅卵石揣回来了。”
高考三天，黄立新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鸡蛋，“平时只有过生日时才能吃”。
8月的一天晚上，父亲打听到，黄立新考了455分。这个消息让黄立新的心情瞬间大黯，“吓一跳！怎么这么低？心跌到谷底了。”柳暗花明。黄立新很快得知，原来所谓的455分，其实是本科录取线，他的考分为551分。
“当时那个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学校门处有一块黑板，到了高考录取季，老师会画上表格，用毛笔写上被录取考生的名字，像红榜一样。每天下午，我们就到学校去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在上面。”
一天下午，黄立新刚走到校门口，一位中年化学老师笑眯眯地叫住他说：“黄立新！你考上北大啦！”
黄立新回忆说：“我很高兴，然后去看，我的名字已经写在黑板上了。”
打开录取通知书，信封上写着：“黄立新同志”。“第一次有人叫我‘同志’，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打开信封，里面写着红色的‘欢迎新同学’一类的字词，觉得自己成了北大一员，特别骄傲，非常兴奋。”
黄立新（左一）和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前合影
北大四年影响了黄立新的一生，“回想起来，工作这么多年了，如果是学人文社科的，其实打的整个底子都是在大学，或者说硕士以前。那个时候积淀的东西，决定了你一生。虽然还要继续教育、继续学习，但这种底色，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以后，永远都捡不回来。因为你的心境变了、时间变了，可能没那么执着、没那么纯粹了，而那个时候的纯粹是很可贵的。”
当红星新闻记者问及四年大学生活对他最大的影响时，黄立新沉吟了一下说：“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非常重要。”
1981年参加高考的漆明：
老师拍下我高考的一瞬间
这张照片成为近40年来的珍存
[受访者简介]
漆明，四川成都人，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劳动与人力资源业务部主任、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成都市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成都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7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
在成都市第20中学的考场上，一个16岁女生正奋笔疾书。白底碎花衬衫，黑色及膝裙，发辫纹丝不乱。浓烈的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映上了女孩的侧脸。一位监考老师走过，用相机定格了这个瞬间。
高考场上的漆明
“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专门负责拍照，正好拍了我所在的教室。”39年后，漆明向红星新闻回忆起当年的高考，种种细节，历历在目，“是我妈的裙子，不适合小孩穿，超级老气。但是针织真丝的面料，非常凉快，所以考试那几天借来穿了。”
39年来，这帧照片一直在她像册的首页。
“高三时比较懵懂。那时想当翻译，觉得当翻译是件挺洋气的工作。”漆明说，对翻译的想象来自电影和纪录片，还来自父亲的两个学生，“她们已经考上四川外语学院，每年假期要回来看我爸爸。一个学法语，一个是学德语。”一个脸若银盘，两条长辫；一个浓眉大眼，举止活泼，“觉得她们很时髦。后来我也就报了外语”。
回忆起高中生涯，漆明说：“我很认真，但那时没心没肺的，属于上课要讲小话的学生。有一次班主任骂了我大半节课，一直骂得我痛哭流涕，然后让我带着眼泪回教室。”虽然如此，她却感念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其实挺好。上晚自习的时候，他还会自己掏钱给我们准备蛋糕什么的，强制性的要求我们必须上晚自习，怕我们出去玩，把我们管得很严。现在想起来，我语文写作的提高，其实是靠班主任。我写完了，他就会给我开小灶，单独给我修改。”
就读南京大学时的漆明
高考前，漆明并不紧张，“因为我们家住在老师宿舍，就在学校里，所以我不紧张。高考前，我没有提前去学校，卡在高考铃响前5分钟冲进教室。当时好像没有很担心成绩，因为我对自己要求不高，如果考不上南京大学，非重点第一志愿的四川外语学院应该会把我录取”。
捷报传来，漆明很平静，“好像真的没什么感觉，觉得跟我爸有个交代了”。
初到南京，漆明豁然开朗。她说：“很自由、很兴奋，没有父母管了，之前我爸管得特别严。在家时，觉得反正有父母；离开了家，很多东西就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独立去思考。这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学4年，给了我选择的底气，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1977年参加高考的谢谦：
语文卷上写英语
考前喝了三两酒
[受访者简介]
谢谦，四川宣汉人，生于1956年。先后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分别获工学学士、文学硕士与文学博士学位。1999-2000年度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访问学者。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7年冬，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学校园。宣汉男生谢谦即是其一。
“我们宣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没有高考，我最多在老家读个师范，然后在本地当个小学老师，一辈子都这样，而且这还算是我运气好。”谢谦坦言。
谢谦第一次在天安门留影
和谢谦的采访约在川大江安花园。6月8日下午3时许，他立在日头下，未近其人，先闻其声。及近了，家常的淡蓝T恤、格子短裤，眼睛里透着精神。
一进谢谦家门，两扇书柜夺人眼球。40多年前，这样丰裕的藏书，让多数人难以企及。彼时他只能偷偷阅读当时尚属“禁书”的中外文学名著。“我说我爱学习，不过就是说我爱文学，读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但是并没系统学过数理化，面对高考，既亢奋又心虚。”谢谦回忆，当他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非常振奋，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去借书，因为之前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全国各地都不一样，不断地在变化。小学中学，一直都是‘混’过来的。”所幸他有自己的轨道，“当时我有个高中数学老师，他对我说，你绝对不要放弃学习！”
虽说如此，谢谦仍倍感压力，两个月后，高考在即，“（一起参加高考的）老三届高中生，虽然10多年没学了，但人家经过系统的学习训练，我们学都没学过。”周末变得弥足珍贵，他得赶着去两三百人的大礼堂听老师免费讲课。他心中的唯一念头，是“脱知青籍，走出大巴山”。
“那天早晨，距我21岁生日还有14天，比现在冷，呵气成雾，手脚僵冻。”40余年过去，高考当日的情形仍让谢谦记忆犹新。
语文考试时，须默写毛泽东的《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写完后，谢谦突发奇想，在空白处还用英文写了一遍。
考完前三科，科科顺利。“我很春风得意，哼着歌到街上面馆，与七八个同学围坐一桌。”让大家惊喜的是，面馆居然特别推出粉蒸肥肉与红苕酒，且不要肉票酒票，“这可是难遇的盛宴，据说是区上为慰劳考生特批的肉和酒。大家各要一碗肥肉，我却多要了三两苕酒。这酒太珍贵，本来大家坐在一起喝点酒，就是很奢侈的事情。而且每个人喝一点，也不多。结果大家都没喝，我喝完了。”
走出面馆，谢谦头重脚轻，进了考场，面对试题，“似曾相识又不相识，全是模模糊糊双影”。当晚酒醒后，“回忆答案，竟题题皆错……心中叫苦不迭：‘酒误我也！’”
所幸三两苕酒并未阻断谢谦的大学梦。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谢谦的北京梦终于成真。1978年3月10日，谢谦第一次在天安门留影。多年后，他一直记得这个日子，“时年21岁零71天”。
红星新闻记者 马天帅 彭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