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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1977年考上大学 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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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77年考上大学,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什么都想学|讲述·与共和国共成长⑦

1977年12月11日,当我走进淮海中路沪光中学高考考点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有兴奋激动,有向往期盼,而更多的是失落与无奈——为了这一场迟到的考试,我足足等了将近12年!

我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六届高中生。1966年夏,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我和我的同学都摩拳擦掌做好了迎考的准备。我自己觉得中学基础蛮好,又一直喜欢数学,因此很早就确定了心仪的目标:第一志愿复旦数学系,第二志愿哈军工军事数学专业。

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政治风暴已悄然袭来。6月17日,离高考日期只有半个来月的一天下午,学校通知我们有要事立刻到校集中。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重要消息:废除高考制度,推迟半年招生,今后将采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大学生。有同学因卸下重担而欢呼跳跃,但更多的同学是失望、沮丧和对前途的迷茫。有谁能想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有谁会料到,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将从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早早地挑起沉重的生活担子。

1968年8月,我被分配进工厂务工,做过滚筒拉丝、干过仓储搬运、当过门卫夜巡马路堆场,后来调到机修车间学习车工。但是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除了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以外,我总是“贼心不死”希望能有机会进大学深造。

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传达通知中第一条就是“自愿报名”。久盼的机会终于来了,我真感到有难以言状的激动,立刻向单位提出入学要求,并向上级招生部门写信,表达自己向往求学深造的强烈愿望,以及立志以知识才能报效祖国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写这封信却惹了祸,反而成了一桩“罪证”。没多久,上级公司一位“造反派领导”就把我叫去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说道:“你胆子倒是不小,不好好在厂里老老实实干活,居然写信申请上大学。大学是你想上就能上的吗?像你这样的人,组织上绝对不会考虑让你上学的!”当时,我真的是感到求学无门,报国无门,心中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悲愤!

噩梦终于结束,我们党、我们国家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77年,恢复高考,我终于如愿进入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学习(当时名为长沙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1994年秋转业回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数学系工作。

曾有好几次学生问我:裘老师,你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与你们当年读书时的大学生有哪些不同?我对同学说:有一样,也有不一样。都是热血青年,都有家国情怀,都一样勤奋好学,都一样有自己既定的目标和美好的理想,这是80年代青年与当代青年的共同点。但是,七七级(还应该包括七八级)作为首批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确实有不同一般的鲜明特点:有饥饿感,有紧迫感,有使命感。

饥饿感,是因为我们中相当多的同学求学读书的愿望被压抑了许多年,现在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充分迸发。我们就像饿汉扑在宴席上,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学的多一点、深一点。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课程内容多,习题作业多,考试检查多。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自修或者钻进图书馆找书看;实在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就与同学一起讨论,或者抓住机会向老师请教,心中感叹:在大学里读书的感觉真是太好!

紧迫感,是因为我们被耽误了太久,有的5年,有的10年。因此,我们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30岁,年纪最小的才15岁,几乎相差一代。而且程度上参差不齐,有“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有“文革”中未能接受正规教育的中学生;有已在中学任教的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有连英语单词也认得不多的同学。

但是,有一点想法大家是共同的: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记得,当时学校规定:晚上10点教学楼熄灯,10点半学生宿舍熄灯。但是许多同学都想多学一点,学得好一点,觉得时间太少不够用,因此对熄灯时间过早有意见。于是,我们几个“老大学生”作为学生代表与学校方面进行沟通。学校领导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最终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答应对同学开放若干个自修教室直到晚上12点钟,学生宿舍也相应作了调整。

从这以后,每天晚上十点,总有一大帮晚自修的同学从普通教室出来,“转移阵地”到专属的自修教室继续看书学习直到午夜,这也成了当时每天必见的一道亮丽风景。

我还记得,当时系里给我们数学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数学分析就是由系主任孙本旺教授亲自授课的。孙先生是留美博士,在代数学方向上造诣相当深厚,曾任武汉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后任湖南数学会理事长,在国内很有声望。

孙先生讲数分课内容娴熟、思路清晰,不过他有点美国派头,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往往在证明一个命理或问题时,证到一半突发奇想,说道:“我临时想到一个新的好方法,我们来试试”。有时新方法确实简洁可行而且相当好,使人脑洞大开,我们无不欢欣鼓舞;但也有时证到一半被“卡”,怎么改动也证不出结果来,这时孙先生会说:“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讨论吧,我讲下一个定理了”。课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常常会不约而同来到操场,在沙地上围成一圈,用树枝当笔,讨论课内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家出思路,想办法,互相作补充,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不休。有时居然让我们做出了最终结果,大家兴高采烈十分开心;更多时候是讨论了很长时间仍然得不出结论,只好暂时搁置。

不过,我们后来发现,孙先生讲课时灵光一现的奇思妙想,虽然对解决当天课内的问题可能不太管用,但是这一思路在解决其它课程中的问题时,却是十分有效管用。当年孙先生的美国式教学法,也许目前在高校并不能普遍适用,但是它对开拓学生思路,提升学生能力确实很有好处,这也是聆听孙先生授课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

使命感,是因为有许多同学和我一样,为了能上大学而有过曲折的经历。我感恩改革开放的年代,感恩小平同志在1977年夏天一锤定音:“当年恢复高考”,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我也感恩学校的老师,他们用全身心投入教学,用他们对未来的热望,点燃起我们心中的梦想。

我特别记得系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吴克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绝对堪称顶尖,更难得的是吴老先生为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同学在学习上思想上有疑难有困惑,他总是耐心地点拨开导;同学在生活上偶而碰到困难和不便时,他又会热心地予以关心帮助。

我们寒暑假返校,有时列车会晚点很久,直到午夜11点以后才到长沙,但是吴老先生常会在学生宿舍门口等候,见有同学深夜晚归,就拖着我们去他家里(校内宿舍)吃早已准备好的夜宵“补一顿”,直到当天所有该到的同学都到了,吴老先生才会放心地离去。

七七级(还有七八级)的大学生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曾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但同时我们又是辛运的,因为历史的变革给了我们难得的机遇,学校又为我们成长成才创造了最好的条件,铺平了前行的道路,我们怎么会不拼命努力,怎么能不奋发上进?

当时在同学群中叫响着一个口号:知识改变命运,青春奉献祖国!这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理想和追求。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封闭的国门打开,我们看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差距,深切感受到再不急起直追就要被淘汰,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号召,更是激发了我们胸中的激情。我们从心里感到,这一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一定要有所担当!

40多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往事,更觉得这是一段难得的人生阅历。正是在大学阶段,我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年我所就读的国防科大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七七级同学中,现在已有三位成为部队军级干部,也涌现出多名全军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师,而更多的同学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和技术部门的领军人物,或者是某一专业方向的专家学者和业务骨干。尽管大家遍布在各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但都不忘初心,都在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到最好,正在为(或曾经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贡献。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引领,如果没有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个人再有抱负再有才华,也是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发挥的。作者:裘兆泰

责任编辑:黄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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