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妈妈这个名词已不是新鲜名词，孩子求学之路上，多了妈妈陪伴，也意味着妈妈的付出，家庭团聚、事业成功……本文的妈妈离开了丈夫、舍弃了事业，最后以为能和儿子相依为命，但是，随着儿子的成长，她和儿子之间也渐渐越来越远。
本文转自公众号：博客天下（ID：bktx2012）
原标题：美国“华人谷”陪读母亲： 已看惯婚姻名存实亡，只能把孤独留给自己
作者： 韩墨林
编辑：卜昌炯
她新结识的几个陪读妈妈婚姻都已名存实亡。她们谈起婚姻，那种“同仇敌忾”的情绪，陈桃花完全插不上嘴。
把陈桃花从湖南株洲带到美国洛杉矶的，是一所私立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2014年夏，这薄薄的一页纸，铺开了儿子的异国求学路，也折叠了陈桃花迄今近3年的人生。从43岁开始，她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陪读母亲。
平日里，除了照顾儿子的起居，她还需应对陌生文化的隔阂、青春期孩子的叛逆、事业骤停的失落，以及与国内亲人的裂痕。
儿子中学所在的圣盖博谷（San G abriel Valley）亚裔居民占总人口27.4%，比白人数量还多，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又称“华人谷”。在这里，陈桃花认识了更多中国妈妈，她们过着相似的生活，每天做饭、购物，偶尔聚在一起聊天，却仿佛透明的影子，穿行在自己的世界，与周围的一切不发生任何关联。
“人生如梦。”这是陈桃花脱口而出的一句感慨。她曾是干练的注册税务师，穿着得体的职业装，在写字楼里研究税政。
“值得吗？”一段静默之后，她又说。仿佛是一句自问，思索的艰涩和犹疑，透过声波传递过来。
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屋子已擦拭干净，冰箱装满新鲜食品。对陈桃花来说，这意味着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余下大把空闲时间。现在她最怕闲着，即使这是当年工作时梦寐以求的状态。这让她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童话故事：一个吝啬鬼变着法子祈祷发财，神给他下了场金币雨，却没个尽头，他被金币埋死了。
能感觉到，陈桃花需要一个洞口，毫不吝惜地把时间投掷进去。通话长达4小时27分钟，直至太阳西沉，天空投下孤独的影子，她说自己有时会在沙发上这样一直坐到天黑。
“陪读是一个需要十分慎重的决定，很多人不了解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陈桃花的声音带着一种微妙的苦涩，“或许我的事情可以警示一些人。”
国际学校图
孤独影子的覆盖之下，是一个在以往的新闻报道中面孔模糊的庞大人群：海外陪读母亲。在圣盖博谷，这个群体的数量或以万计，“中国妈妈团”数次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在国内，她们牵住人们视线的方式，多与孤独与作为孤独衍生品的故事有关，譬如对国内丈夫出轨的怀疑、回国捉奸的猎奇等等。
一个极端、偶发、某种程度上又固化了这一刻板印象的事件是：2015年6月，一个在加拿大读中学的中国学生自杀了，起因是他母亲在长日孤独的异国生活中，与另一个男人相爱。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做法一方面是在控诉濒临破碎的家庭，另一方面也是在释放一种愧疚，觉得不应该让妈妈来陪伴自己。
这并不公平。这些暧昧、易于引发同情、带着微妙贬义的标签本不属于她们。然而，当她们选择陪读，并决定放弃一些东西的那一刻起，就如同被弃置在黑暗中不得不扭曲生长的植物。
或许，从陈桃花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试着追溯这种孤独的源头在哪里。
起点
故事的开始也仿佛在梦境之中。陈桃花晕机。走出洛杉矶机场时“打着晃”，头痛欲裂，脚下像踩着棉花，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她之前没坐过这么久的飞机：上海到洛杉矶，15个小时。上海是她曾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终点变成了起点。
她记得这样一些零碎的画面：遥远的彩色灯柱，出租车司机的黝黑侧影，车内的英文提示音，还有打在脸庞上的风，带着太平洋的湿润气息——家乡的城市环着山丘，空气从来不是这种味道。
那一刻只有身边的儿子是熟悉的。陈桃花说，她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这就是“相依为命”。
在之前漫长的生活中，“相依为命”一直是揣在母子心窝里的情绪。至少陈桃花这样认为。譬如儿子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丈夫把试卷揉成一团，摔在儿子胸前，一言不发回到卧室。儿子倔强地站着，一滴眼泪也没有掉。陈桃花笑着打圆场，就像什么都没发生。
陈桃花和丈夫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丈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学业上的出色是一种传统。陈桃花说，丈夫作为父亲是一个矛盾体，骄傲而固执，蔑视教育体系，却又无法接受儿子在这个体系下不够优秀。“咱家完蛋了。”一天晚饭时，丈夫突然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大概是针对儿子卡在中等的成绩，说完就放下筷子径自进了房间，儿子和她都假装没听见，默默吃饭。
儿子即将升初三，升学考试的阴影越来越重，灰色的气氛始终笼罩在她的家里，像窗台上积聚的厚厚灰尘。陈桃花家住9楼，窗户朝着车水马龙的主干道，灰尘短短几天就能落满窗台，陈桃花永远也擦不干净。
在出租车驶出洛杉矶机场的那一刻，陈桃花看到儿子的眼睛里有一种灰尘擦拭干净后，久违的光亮。
住所由中介事先联系妥当，一座绿树掩映的小别墅。房东是一位韩国人，操着熟练的广东腔中文。第一天晚上做了辣子鸡丁和西红柿炒蛋，作欢迎宴。别墅容纳了7名租户，都是亚裔，聚堆儿叽叽喳喳，有着与家乡邻里相似的闹腾。她觉得这一切很亲近。
“这里就是美国了。”陈桃花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像一层一层剥洋葱，刺激和惶恐在加深。
陈桃花持读书签证赴美，但几乎不用上课，挂名在一所并不十分正规的大学。中介对此有娴熟的套路，陈桃花名牌大学的学历和大机关的工作让流程变得容易。
最大的问题是钱，母子在美国的学费和房租年逾百万，家里流动资金不够，必须卖掉一处早年在海南投资的小房子。
陈桃花母子在这幢别墅住了半年。儿子住校后，她换了一处租金便宜的地方。
初来美国，陈桃花和儿子的紧张情绪是相同的，有阅历垫底的母亲更能撑起面子上的自信。前半个月，她带着儿子四处“考察”，往小家里添置生活物品，鼓励他适应环境。有一次因为儿子房里换床单，他们就睡一张床，房东提醒美国文化里不能这样，她和儿子都嫌事儿真多。
儿子办理入学后，这种状态像融冰一样迅速消失了。学校里亚洲面孔出乎意料的多，漂泊天涯，一见如故，孩子们的周末被一次一次的聚会填满，回家说不了几句就进了房间。陈桃花落了单，但还是很欣慰儿子的快速适应。“我不是把孩子绑在身边的那种家长，我来美国只是为了照顾他。”
对儿子这类初来美国、语言和心理都需适应期的学生，学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扶着过第一关”，陈桃花经常收到老师的反馈报告，贴心地附着中文翻译，大都是让她放心的赞许。其中有一句让陈桃花笑得合不拢嘴：“您孩子的天赋让我们印象极其深刻，学校会为他制定充分满足其潜力的培养方案。”
这符合陈桃花之前的期许。去美国读中学，彻底跳出从前的规则和体系，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她和丈夫一度非常忐忑。但反复权衡，他们还是觉得儿子的前途在另外一套评价标准中，会更加畅通。
儿子性格开朗，在国内是所有班级活动的主持人，刷新过学校的跳高纪录。会写毛笔字，会吹长笛，还不声不响成了某门户社区明星版主，直到网站把礼品寄到家里，她和丈夫才知道。依照夫妻俩对美国稀薄的了解，儿子这类人，应该是美式教育中的“受欢迎者”。
一次，陈桃花或者丈夫无意间说起，儿子你英语成绩最好，要么去美国上学，美国人不会算术，中国孩子去了轻轻松松第一名。儿子说好啊，想了想，又说了一遍：能这样太好了。丈夫和她对视，意识到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所以很幸运，这条路走对了。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决定。”陈桃花说。
孤独者的默契
随着儿子在新的环境如鱼得水，陈桃花也开始努力扩展自己的圈子。她最谈得来的一个室友拿陪读签证赴美，陪伴读力学博士的丈夫。小两口特别亲密，让与丈夫乍别的陈桃花有点心酸。但她很感激室友愿意倾听她“一个中年妇女的絮叨”，还把陈桃花介绍给教会的朋友。
陪读母亲
当地华人圈子里的家庭教会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教会，因为信仰而聚合；另一种则是纯粹的抱团取暖。它们像水和油一样会自动沉淀分层。陈桃花的教会里“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每周末却像模像样地祈祷，有的教友车里挂着小佛像，手腕上是檀串念珠。
陈桃花觉得这一切很有趣、很新鲜。也正是因为朋友的扶持，陈桃花在美国的新生活充实而惬意。她起初热衷于参加教会的例行活动，周末轮流做东聚餐，在教友别墅的地下室放音乐跳舞，偶尔还会结伴短途旅游。
她和丈夫每天通电话。被问及美国的生活，陈桃花开心地告诉丈夫，她和儿子都过得很好，因为“找到了组织”。
但温暖之余，教会也带给陈桃花一缕似有若无的阴霾——她新结识的几个陪读多年的朋友，婚姻都已名存实亡。她们聊起孩子时滔滔不绝，但谈起婚姻，那种“同仇敌忾”的情绪，陈桃花完全插不上嘴。
当地一条坚固存在的歧视链，与这种情绪密切相关。圣盖博谷是“华人谷”，也有另一个不那么体面的称呼：二奶村。因为华人多兼学区好，很多国内有钱人来这里购买豪宅，安置“第二个家”，生下“光明正大”的孩子。陈桃花的朋友说，常有正牌太太专程飞过来抓现行，拿着不知何处寻来的照片，用鹰隼一样的目光扫射哪一座豪宅里可能掩藏着秘密。
由于长久的分离，很多陪读妈妈的婚姻里都带着伤痕，遥远的国内总有“另一个女人”的疑影。这让她们对那些“破坏家庭的人”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深恶痛绝：坚决划清界限。“圈子里不允许这种人存在。”
“等我把孩子带到大学毕业，我就回国杀了那个婊子，我也跟着死。”有次聚会陈桃花听到这么一句话。它太过惊心和冷毒，以至于陈桃花那晚没睡着。“连续好几天心里都不怎么舒服。”
她打电话给丈夫说了这件事，丈夫哈哈大笑，没当回事，让她只管照顾好孩子。
陈桃花后来探问到，那句诅咒背后是一个堪比福尔摩斯查案的复杂故事：从丈夫电话透出的细微情绪变化累积怀疑，再设计一些问题勾起证实的线索，最后偷偷回国跟踪，其间不露声色地用美国号码和丈夫通话，直到发现另一个女人。噩梦变成了现实。
那个妈妈悄无声息地飞回了美国，丈夫不知道她回来过。
从聚会流传的一些片段中，陈桃花觉察到，很多陪读妈妈的心境处在隐忍和爆发两种极端，这显然和对失去的恐惧有关。但她也发觉，妈妈们的情绪被一种更加顽固的意志主导，那就是陪读的意义。对此，她们心甘情愿，绝不后悔，并极容易被自己的“牺牲”所感动。陈桃花在美国一口气加了很多微信好友，于是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经常收到有关母爱和孝心的文章。
“有时候觉得傻，觉得没到那份上，有时候就真的会被感动。”陈桃花说。
她自己从来不转“那些东西”，因为儿子一看就烦，陈桃花辩不过儿子。
“牺牲”的一半是家庭，另一半是事业。它们拼在一起是大部分人熟悉和依赖的完整人生。但在当时，陪读的决定对陈桃花显得顺理成章。她早已错过了升职黄金期，十年工资一望到底，又恰逢工龄达到年限，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所以就觉得理所当然，一点儿犹豫都没有。”
儿子慢慢展现出来的优秀让陈桃花的心安若磐石。第一年，儿子的成绩是漂亮的Top10%，这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而且，儿子似乎完全适应了美国，小伙伴在家里进进出出，中英交杂。陈桃花唯一不放心的是他的朋友全是黑眼睛黄皮肤，她鼓励儿子多交几个白人朋友，“融入主流圈子”。
至于陈桃花自己说不清的担忧——环境的阴影投射到心里的一些暗斑，在儿子光明未来的映衬下，微弱得几可忽略。
此岸和彼岸的裂痕
买菜，做饭，收拾房间，参加教友活动，等待儿子周末回家小聚，时间像齿轮一样平缓地运行。
感情第一次断裂发生在2015年末——陈桃花的母亲去世，她没来得及回家。陈桃花说，这件事是她陪读生活的分水岭。
回国两个月，也是她与丈夫冷战的两个月。
丈夫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与岳父岳母家礼数往来周到，但向来是放下东西就走。这点陈桃花一直知道，其实丈夫对自己爸妈也这样。她出国后，丈夫上门看她父母的频次不减，还是留不下几句话。
母亲去世后，陈桃花突然觉得这是一种“罪证”：丈夫没尽孝，母亲走得可怜。
陈桃花说，她那时候几乎没法起床，也哭不出来。半夜清醒了就往地上跪，窗外凄风，乌鸦嘶鸣。“还有很多伤人的话，我记不清了，但我确实说过，收不回来了。”
这种强行发泄的情绪与愧疚有关。母亲走了，生活还在。平静下来的陈桃花意识到，她真正痛恨的人是自己，为什么那样的时刻不在母亲身边，甚至没有一点感应。
“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陈桃花说。更深一层的愧疚是，她和丈夫考量送儿子出国以及陪读时，谈的都是职场和人脉，夫妻分离，还有经济压力。含辛茹苦抚养陈桃花长大、已过花甲之年的老母亲，在天平上没有一点重量。
两个月转眼过去，陈桃花打起精神回到美国。但她就像被伤痛腐蚀生锈的零件，无法嵌回曾经的习惯之中。不知不觉，陈桃花掉进了很多陪读母亲挣扎过的漩涡：透过话筒追索丈夫微小的情绪变化，揣测对方是不是关心自己。
她和丈夫还是每天通电话，但常常陷入无话的状态。她敏锐地发觉，儿子住校时，丈夫几乎不问她给自己做了什么饭菜，而这是他曾经的例行问题。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倾倒后，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失序。
陈桃花极少在儿子面前显露悲伤。除了一句冲口而出的指责：“都是为了你们老胡家。”她指的是没见母亲最后一面。
儿子也愧疚也难过。尤其是，陈桃花担心国内的悲伤气氛给儿子造成影响，没让他回去看外婆。那年春节，儿子独自一人在美国度过。
一度消失的灰霾，重新笼罩在大洋彼岸的房间里。儿子变得不爱回家。伤口愈合需要时间，时间吞噬了陈桃花的力气。
陈桃花如常参加教会的活动，热闹的感觉毕竟要好一些。但在家里的时间，她会长久地躺在床上。天花板有一块黑褐色斑点，让她想起儿子学校心理辅导老师深邃的褐色眼睛。
由于亚裔陪读妈妈群体确然是一个显著存在的现象，且对孩子广泛存在的过度保护客观上与学校教育形成抵触，在儿子的适应期，学校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的同时，也会为中国妈妈们做一些指导。陈桃花听得漫不经心。仿佛提到不利情绪的传导，不要给孩子压力等等。
她只清晰记得一句话，心理辅导师指着墙上悬挂的一幅鸡蛋——象征生命的勃发与无限希望，对她说，一个压力失衡的家庭比蛋壳还脆弱。
“我终于把它打碎了。”她用一声很长很长的叹息画下谈话的句点。
渐行渐远
又是一年高考时。每年这个时候，陈桃花心情都会好一点儿。她喜欢翻看网上有关考试的新闻。有考生晕过去，有考生在考场外崩溃哭泣。她觉得自己果断的决定把儿子带离了“这种苦头”。
往昔的生活浓缩在一个画面中：那是她从家长会领回来的一本校刊，出于某种奇特的感情，她把杂志带到了美国。封面照片是一个尖子班的学生在埋头学习，穿着一模一样的青色校服，面孔模糊。醒目的唯有教室后墙悬挂的标语：除了拼搏，别无选择。
陈桃花说她很欣慰，在她的努力下，儿子不再是画面里一个灰色的剪影。
她发觉自己开始全方位地审视儿子——当然是在暗处，她的一个原则是“绝不干涉”，那是她作为母亲的底线和自豪。
陈桃花只是想知道，儿子在美国学校进步了多少，举止是不是更有英伦范儿，比以前更独立了吗，尤其是，学校的“批判式教育”是否落到了实处，儿子的思想有没有变得深刻。她会有意识地在饭桌上和儿子讨论起一些政经新闻，暗暗判断他观点的水准。
大部分时候，儿子的“答卷”让陈桃花满意。有时她也会反思自己“怎么像挑剔的投资人在打量一个成长中的项目”。
在教会，陈桃花家里的收入算最低之一，丈夫兼职白了许多头发，昏迷过一次，只是血压低，没什么事。儿子从不知道这些，他设想的家庭收入是真实数字的两三倍。
“
陈桃花也拒绝打人家介绍的黑工，和知识分子的矜持没关系，只因为怕露出端倪，让儿子有压力。“来美国，不就是为了让儿子轻松快乐一些吗？”
第一个假期儿子自己回国了。陈桃花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验证“战果”，给好几个亲戚打电话，问儿子的表现。她收到了不少客套的回应，亲近的表妹笑话她，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这些凌乱的心绪，原本可以被克制完好地包裹住。母亲去世后，陈桃花发现，这个有关代价和回报的公式发生了重大逆转，直至无解。
不自觉地，陈桃花开始“看很多事情不顺眼”。她琢磨这是因为“无聊的临界点到了”——刚来时是新鲜感填充了生活，如今心思都钉在孩子身上，“重视过头了就会出问题”。
一次回国，陈桃花带回了四大名著和《古文观止》《史记》等书，满满一手提箱。她想利用周末时间，给儿子上中国文化课。“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中国人得了解中国人的历史，那是我们的根。”她一本正经地给儿子论述这个课程的必要性，儿子听着没忍住，噗嗤笑出声来，称她是“突发奇想”。
陈桃花感觉很迷惘，儿子迅速融入“说英语的、真正的美国”，自己却囿于原地。儿子成长得不够快，她为他忧虑；儿子真的走远了，母子的共同话题、能一起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她又感到恐惧。
很多陪读家庭上演着类似的故事，也萦绕着相似的气氛。关于子女，陪读妈妈们有两个重点话题：一个是如何爬藤，望子成龙是中国父母共同的心愿；一个是苦恼子女“不孝顺”——孝顺原本就不是美国文化的基因，甚至不是现代文化的基因。
儿子和父亲感情一般，出国后见面寥寥，更是没什么话可说。有一次丈夫到美国探亲，在饭桌上“有些殷勤地”和儿子说话，儿子淡淡地应着，吃完就回房间了。陈桃花看着丈夫有些低垂的、点缀着白发的头，突然一阵强烈的心酸涌上来。她跟着儿子进了他的房间，低声说出压抑着愤怒的指责：你知道你爸爸为你付出了多少，你怎么这么不孝顺？
但在私下里，陈桃花和丈夫往往相对无话。距离和时间终究消磨了一部分感情，他们无能为力。
或许是为了治疗自己，陈桃花买来大量心理学的书来读。她对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人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为目的。唯有一种爱是不一样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以分离为目的，分离得越成功，也就是爱越成功。”
陈桃花觉得，这句话否定了她3年陪读的一切，“等于说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如果能回到3年前……你还会选择陪读吗？”
陈桃花沉默许久。她说她会更谨慎，会考虑方方面面，会关注一些之前不应该忽略的东西，但始终没有说出否定的答案。
不是结局
现在的陈桃花有很多属于老人的习惯，譬如在院子里种地，譬如倚在躺椅上看风景。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天空像水晶一样透蓝，地势高低夹着翠色连绵，流淌到陈桃花居住的别墅脚下，偶尔一只野兔或者松鼠蹦跳过来，牵着陈桃花的视线远去，融入苍茫而忧郁的绿影。
陈桃花的朋友圈封面就是那一窗风景，搭配一句感慨：“幸与不幸，无非是得失孰重孰轻。”
“华人谷”最不缺的就是风景和故事，但陈桃花不是常见故事套路的主角。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开朗，家庭幸福。直觉上，这样一个人不至于被如此无力的情感缠绕。但现实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孩子不孤独，到头来把孤独留给了自己。
陪读妈妈中流行一种“比惨”的传统，谁的故事更悲愤，大家就一起安慰谁。陈桃花大部分时间在沉默。儿子学业仍是优秀，前途光明；丈夫虽变得有点陌生，但“绝对不可能出轨”，这是他们的默契，所以伤痕在回国后应该可以修复。
生活慢慢恢复了规律的运转，但陈桃花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她极力形容，始终没找到一个让她满意的词。
记者没有向陈桃花转述儿子对她的评价，这显然会增加这位母亲的疲惫和伤感。事实上，她的儿子觉得妈妈像贴在身边唠叨的麻雀，爸爸像一年飞来见一次面的候鸟，亲情在过度的远和近这两种极端状态下，慢慢淡掉了。他明白父母在牺牲自己，花费巨大的代价为他谋一个前程。
在美式教育下，他完成了从“学渣”到“学霸”的逆袭，自尊心逐渐修复的同时，新的价值也在经历着打磨和塑造。母亲打量着儿子，他也慢慢开始审视母亲。他发觉属于自己的权利往往被母亲视作一种恩赐。关于陈桃花对自己“开明，不干涉”的评判，儿子的回应是苦笑，并随口说出小学时母亲当着几个朋友的面把他从网吧强拉回去的事情。
他理解母亲的选择性记忆，并把这一切归结于爱。但爱是什么？儿子说，妈妈总是习惯把它定义为付出，给儿子安排的角色就是在一旁默默观看，只需要为此付出等量的感激，并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一切让他感到如此沉重。
陈桃花和丈夫心照不宣的一些裂痕，从没有真正瞒住敏锐的儿子。他希望妈妈回国，去修补自己的生活。陈桃花总是有口无心地回答快了快了，偶尔也会反弹：“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很烦？”有时这种反弹还伴随着负气：“我还烦你呢。”更多时候，陈桃花注视着他的眼神缠绕着一种浓郁的伤感：“等你长大一点，我就可以放心回去了。”可儿子郁闷地觉得，在专属于中国母亲的那种度量衡中，他长大的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或许最近经常做的一些梦，暗示着陈桃花注定会做出的选择。在白天，陈桃花会花很多时间思考婚姻，也会想如果没辞职，自己或许不会那么“颓废，无用，迷茫”。但在梦里，丈夫和过去工作的画面一次也没出现过。陈桃花只梦见过儿子，且停留在儿子最幼小天真的模样：和她膝盖一般高，脑袋毛茸茸，手脚像嫩藕一样白胖，摇摇晃晃地跑向她，叫妈妈，声音甜甜的，像后院里新种下的甜菜花。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桃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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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