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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我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柏林，即将在这里居住一年，一边继续正午的工作，一边完成一项写作计划。根据提前租好的房子地址，我七岁的女儿桐桐被分配到了离家一公里的州立小学。到达当日，信箱里已经躺着一封信，小学的教务秘书催促我们及时去学校，保证孩子接受义务教育。
这所小学是百年老校，以音乐教育见长。可是，我家附近的是新分校，只有一、二年级和融合班。融合班，英文是Welcome class，专门帮助刚来到德国、不会说德语的孩子学习德语。等语言过关之后，再换到正常班级。桐桐完全不会德语，就被分到了融合班，班上一共8个孩子，大部分来自难民家庭，只会说阿拉伯语。
新学校坐落在河边的绿化带里，走过一条大树掩映的小路，与早晨遛狗的人擦肩而过，就看到一栋三层高的橙色小楼。学校的设施很简单，一个沙池、一个木架子供课间玩耍，还有一个绿茵大操场和溜冰馆。每天课间，老师会把教室的门锁上，要求所有孩子必须去操场进行户外活动。
入秋后，柏林常有阴雨，天空一片灰蓝色，泛黄的叶子在风雨中飘零。在记忆里，星际大战的电影里常常翻滚着那样阴郁的乌云。但风雨并不影响学校的日常，孩子继续上体育课，在操场奔跑。
某个早晨，我穿着雨衣，推着婴儿车送儿子去幼儿园，突然在马路上碰见女儿。她的班主任欧登女士（Frau Den Ouden）和男体育老师正陪着孩子们在街区散步，边走边聊。我看到女儿的头发和羽绒服都湿了，很纳闷为什么这群人都不打伞。我不敢和女儿聊天，只是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回到教室，马上脱下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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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小名是桐桐。所谓桐，是造古琴之佳木，她的父亲期待女儿蕙质琴心，成为一个温婉的女子。可是来德国之后，她对所有人都说，她的名字是Nick，来源于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那只聪明有义气的狐狸。这几个月，当别人大声喊Nick的时候，我常常反应不过来，人家喊的是我的女儿。
她从小不喜欢粉红色，不喜欢裙子，也不喜欢公主。她说童话里的公主太弱了，都等着王子来救。她着迷于速度和力量，只喜欢运动裤，运动鞋，Hiphop，打鼓，踢足球——这些传统认为属于男性的喜好。桐桐两岁多的时候，我妈妈和我们住过半年，她常常责备桐桐“不像一个女孩子”，不安静，不斯文。这种语言让桐桐对女性和男性的形象有了误解，似乎勇气、荣耀、聪明和责任，还有最重要的酷，都属于男性，而这恰好是深深吸引她的东西。很多次她都说：“妈妈，我不想当一个女生，我想当一个男生。”这句话吓到我了，曾经很担心她长大后会变成同性恋，或者去变性。我很认真地咨询了在美国的同性恋朋友，问她小时候是不是也不喜欢粉红色，不喜欢裙子。她回答说，儿童时期的这些喜好，并不等同于性别取向。
如果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同性恋，我会理解和接受。可是，桐桐才七岁，她的话让我不安，我试图纠正她，“你不是不想当一个女孩，只是不想当一个弱者而已。女生也可以很酷！男生也有很不酷的。”
来德国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的社会环境会更加开放，性别的成见会更少。没想到，一来就碰到了状况。
柏林的公立小学，一二年级通常中午一点半就放学了。家长可以去政府的青少年办公室申请托管券，让孩子在学校免费留到下午四点。学校有专门的人员看管孩子，如果有足够的师资，还会组织各种兴趣班，美术，乐器，舞蹈和足球等。四点之后再接孩子，家长就要提供收入证明，申请额外的托管券。政府按照人数给学校补贴，家长也要适当缴费。相比于中国遍地开花的托管班市场，无论日本还是德国，都是政府在兜底。
桐桐所在的小学，托管班有四个教室，分别是绘画室，玩具室，舞蹈房，还有一间堆满积木和拼图的教室。老师们有些很严肃，板着面孔，像执法的警察一样，站在旁边，环顾左右；有些老师会友善一点，和孩子们一起玩跳绳；有一位男老师在操场和孩子们踢足球。学生们自由结伴，寻找朋友玩。
看上去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实际上是比国内小学更加复杂的社交环境。桐桐在北京的小学上过一年级，那一年，我很少听到女儿说起和同学们有矛盾，更多的是某个老师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了她。而在柏林，桐桐几乎每天都要倾诉她和同学之间的冲突。
开学的第二个星期，一个金发的白人女孩守在托管班厕所的门口，用德语对桐桐大声说话，不让她出去。桐桐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时，厕所里还站了其他几个女生，其中一个是融合班的同学，可是她们都没说话。事后，桐桐对我说，她和那个说德语的女生对望了一会儿，那一刻都快哭出来了，觉得特别害怕，特别委屈。后来，有两个比较壮的女生冲上去，死死地抱着门口那个女生，桐桐趁机打开门，跑了出去。
当天我接桐桐放学时，她和我说了这件事。我本来就担心她不会德语，新环境会给她造成心理负担。那一瞬间，特别心疼，也很愤怒，我觉得这就是校园霸凌。9月2号晚上，我给桐桐的班主任欧登女士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及时处理这一霸凌事件，然后提出三个请求：让我去课堂陪读几天，帮助桐桐适应；请托管班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桐桐，帮助她认识新朋友；最后，希望融合班的孩子在桐桐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次日，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欧登女士，对我的三个请求，她回应说，一般情况下，德国小学不允许妈妈陪读。她希望桐桐认出欺负过她的女孩，可是当天没有找到。随后，她交代了托管班的老师，要对所有孩子强调规则，不可以发生堵厕所的事情。至于要求融合班的孩子相互友爱，我觉得欧登女士也力不从心。桐桐说，班上的孩子很淘气，上课扔东西，把脚放在书桌上，特别是男生，老师大声喊也没用。事后，欧登女士用英语对桐桐解释说，这和她无关，只是那些男孩太淘气了，希望桐桐信任她是一个“nic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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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桐说，坏事情总发生在一楼托管班的厕所，所以，她特别讨厌那个厕所。那些天，她都忍着尿，直到忍不住了，才独自去二楼上厕所。可是下午二楼没有人，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安全。我说服她继续在一楼上厕所。桐桐反驳我说，“妈妈，有两个苹果摆在我的面前。一个有虫子，另一个没有虫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吃那个明明看到有虫子的苹果？”我无言以对。
过了几个星期，慢慢地，桐桐内心的伤自愈了。她重新开始在一楼上厕所。
可是，几天之后，又有一个女孩堵在厕所门口，指着桐桐鞋子上的蓝色蜘蛛侠图案，说她是男生，不能进女生厕所。桐桐没理她，继续去上厕所，然后离开了。
那是一双拖鞋，是桐桐自己在淘宝上挑的。小学要求孩子们进入教学楼就要换室内拖鞋，以免把外面的泥沙带进来。同一天中午，桐桐在食堂吃饭，刚要坐下来，旁边的男生也嘲笑她鞋子上的蜘蛛侠，说她穿男生的鞋子，不让她和自己坐在一起。甚至有女生直接用德语问她，你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在心里狂喊，“受够了！”但是，仍然得强装平静地问桐桐，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改变，来避免这种破事发生？例如改一下英文名字，叫个Hannanh，Judy之类。然后，把蜘蛛侠的鞋子拿回家，换一双粉红色小猪佩奇的鞋子。
桐桐摇摇头说：“我就是喜欢Nick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了在学校，朋友们大声地喊我，‘Hi， Nick！’ 我觉得很亲切。我也不想换鞋子，换了就是妥协。粉红色的小猪佩奇，too babyish。”
可是我不想让女儿在学校再受嘲笑！如果改变一下，能免却一家人的烦恼，妥协又何妨？——妥协也不意味着就失去了尊严。我简直是求她了。
可是，桐桐很认真地说，如果有人想嘲笑你，她们总能找到理由，就算我换了鞋，她们还可能嘲笑我的衣服。
我问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她很平静地说，“I will walk away。 Let them know there is no fun。 ”（我会走开，让他们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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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希望孩子都在德国上私立的双语学校。女儿英语好，适应起来会容易一点。德国私立学校的学费也不算贵，根据家庭收入收费，小学大概每月两三千元人民币，幼儿园也是每月两千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北京，我家附近的私立幼儿园至少要4500元以上。
出国前，我提前半年向几所私立小学提交了申请材料，也为儿子申请了幼儿园。儿子被放在某个Waiting list上了，但女儿的申请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所学校回信说，问题在于语言，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只说德语或者英语，到二年级，就必须双语流利，否则跟不上课堂的节奏。
到柏林后，桐桐在德国州立小学的经历让我担心。虽然没有肢体上的伤害，但可能会对她造成心理阴影。9月10日，之前给我回信的私立学校有一个开放日，我决定去看一看。
学校的建筑墙体很高，是红砖砌成，环形相拥，像一个独立的城堡，学生的制服很气派，老师自信傲慢，满足了我对欧洲私立学校的一切想象。来参加开放日的家长，都说着流利的英语，打扮穿着，也很像我想象中的精英。老师用投影仪介绍学校独特的理念，先进的设施，体贴入微的个体教育，丰富多样的教育计划，富有创意的实践机会。似乎，只要把孩子送进去，家长就可以一劳永逸。我激动地立刻约小学部的招生官面谈。
那位女老师还记得我。她问我，女儿的德语有进步了吗？我说，还没有，刚刚开始——是否可以让她在这个小学上一年级，从零开始学德语？
老师笑着拒绝了我，理由是，即将八岁的孩子和六岁的孩子一起，不利于社会心理发育。她说，你要么把她送进英语国际学校，要么让她呆在州立小学，沉浸式地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化。我忐忑不安地说出对州立小学融合班的顾虑，那些孩子没有私立学校的孩子那么阳光，也没有很好的规则意识。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卑鄙看法是，大部分孩子都不像是来自有教养的白人家庭。
事实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焦虑。融合班上有个男同学，两个月前他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从以色列来到柏林。那位妈妈是个博士，她抱怨说，州立小学的生源太单一。她指的是，来学校接送孩子的妈妈们太多是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妇女——虽然她自己也是穆斯林。我明白，这个想法就是歧视。我也有，不敢说而已。
招生官听完我的话，做了一个手势说：“把孩子扔进冷水里，才能让她成长，等她的德语流利了，上了正常的二年级，她的朋友和这里的孩子一样，都是笑脸。需要一个过程。”
她说的话，和她曾经的回信一样，让我的心又死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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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桐渴望着朋友，在陌生的新环境，她的渴望尤其强烈。
入学第一天，融合班的高个子女孩Caroll带着她一起去食堂吃午饭，教她取刀叉。Caroll不会英语，桐桐不会德语，俩人用肢体语言交流。桐桐很感激，在陌生的国家，一个同龄人给了她温暖的善意。
可是，孩子的情绪是不稳定的。Caroll很快就对她翻白眼，联合其他女孩，孤立桐桐，不和她同桌进餐。有一次，Caroll画画，桐桐在旁边看，她就扬起手掌，威胁要打桐桐。又有一次，她和同学一起嘲笑桐桐，说她的鞋子闻起来很臭。上体育课的时候，则会和其他女孩围成一圈，守住足球，不让桐桐拿。
如果她偶尔对桐桐友好，桐桐就会回家很高兴地对我说：“妈妈！Caroll今天的心情好了，她和我玩得很好。”我很心疼女儿，告诉她，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寄望于别人的心情。可是，桐桐的处境就是这么不容易，依赖着天上掉下来的一切善意，一丝阳光，都能让她灿烂。
一个下午，我去学校接桐桐时，她对我说，早晨，Caroll在教室抢走她的椅子。桐桐马上告诉了老师，老师让Caroll归还，但没用。最后，桐桐还是抢回来了。当时，我刚好在操场看到了Caroll，按捺不住烧了很久的怒火，径自走过去。我做着抢椅子的手势，用简单的德语单词，很严肃地对Caroll说，Nein（不要），Stuhl（椅子）。Caroll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我对她说了几次，最后说，Be Nice（请友好一点）。她点点头。
我问桐桐，你猜Caroll懂我的意思了吗？桐桐说，我知道孩子的心理，如果大人很严肃地问谁做了坏事，孩子都会说不知道，事实上，是知道的。
“不过，妈妈，我觉得你做得有点过了。你是大人，她是孩子，换位思考一下，你这么凶地和她说话，我觉得不公平。”桐桐补了一句。我早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说，这是Caroll应得的教训。
融合班是开放的，随时都会增加学区里的新孩子，只要不会德语，都要先进融合班。每隔一阵子，都能听到桐桐说，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一个月前，来了一个女孩，她常常哭着找爸爸，而且病得厉害，有段时间常常呕吐。男生从来不和她玩，大部分女生也不对她友好，桐桐体己谅人，主动带着她去吃饭，和她当同桌，照顾她，安抚她。那个女孩子就爱和桐桐坐得近，也喜欢触碰桐桐的身体，上着课，也忍不住弄桐桐的头发。
有一次开晨会，桐桐搬开了椅子，想离那个女孩子远一点。欧登女士制止了她，对她说，it is not nice。从那以后，桐桐进退两难，不敢远离那个女孩，也不喜欢被女孩亲近。
除此之外，桐桐又说，在食堂吃饭，有三个融合班的男孩坐在一张桌子上。当她坐下，男孩子就都跑光了。她觉得难受，我也难受，这是性别歧视吗？或者又是蜘蛛侠鞋子惹的祸？我们都很困惑。
琐碎的事情真多啊！简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桐桐就不能清静地上个学？每个孩子的书包有一个Lockbook，就是家长和老师相互留言的本子。我在上面给班主任写了请求，希望面谈。可是等了四天，都没有回复。我无法排解内心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于是给校长秘书打了电话，希望约校长面谈。
秘书回话说，可以见校长，但是我必须要带个德语翻译。因为德国学校的校长，不能在学校和我说英语。
什么？！我又被震惊了。我记得那个女校长。10月初，小学放秋假，我订了便宜机票，想带一家人去旅行。不过，需要桐桐请假半天，提前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犯错了。
德国对义务教育的“义务”，特别较真。为了阻止家长贪图便宜机票，学校坚决不批准放假前的请假，好几个德国朋友对我说，警察会在机场抓带着孩子提前出游的家长，勒令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我抱着侥幸心理，没预约就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等，向她求情。我们的飞机是下午两点半，如果能让桐桐提前一节课走，11点打车去机场，也许还来得及。我不敢说请一个上午的假，就求她批准，提前半个小时走。
校长站在门口，很严肃地侧身对着我，只有说话的时候，才看着我。她冷冷地说，“不可以，很抱歉，我必须对你说不可以。我也很想早点休假，周一就不工作，坐便宜飞机去度假。你的女儿必须要等到1点半，上完音乐课才能离开。”说完，她把眼睛移向别处。
我心虚地求了几声，实在缺乏正当的理由，就离开了。
这一次，我知道校长也不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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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苦恼于找不到翻译时，校长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根据章程，第一步是和班主任预约面谈。她会提醒班主任，我认为面谈很重要，比较紧迫。当天，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约了次日下午面谈。
面谈就在融合班的教室，墙上挂着孩子的绘画作品，放学后，椅子一律倒扣在书桌上。欧登女士是留在金色齐耳短发的德国人，穿着浅蓝色牛仔裤，黑灰色的羊绒毛衣。
一见面，欧登女士就解释说，德国学校有规定，老师只能说德语，因为用母语才能准确表达。我们这一次可以用英语交谈，但是，下不为例。她说话轻柔但是语气坚定，非常有礼，也有很温暖的笑容。我激动地倾诉，她想说话时，就会说 ，很抱歉，打断了你。
她拿出笔记本，开始梳理我投诉的事情，区分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是上午，发生在融合班里，就属于她管理的范围；如果是下午，发生在一楼的，属于托管班的管理范围。
至于融合班的事情， Caroll嘲笑和威胁桐桐，她认为是霸凌，是不善良的行为，但是她仍然需要再和Caroll确认事实，倾听双方，才能公平。她始终强调Fair ，公平，老师不能勉强任何孩子做朋友，也不允许任何孩子霸凌别人。
关于拖鞋风波，她答应我，会在班上增加性别教育的内容，例如蓝色不专属于男生，粉色也不专属于女生。她建议我转告桐桐，以后遇到霸凌，要第一时间向身边的老师寻求帮助。她认为，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也能帮助老师识别实施了霸凌的孩子。她很担心地问，桐桐是否因此而觉得不快乐，自己不受欢迎？这个问题，我曾认真地问过桐。她回答说，很快乐，因为有欧登女士这样的好老师，而且，她真的很喜欢welcome class 。她甚至都不想去上二年级了。
我再问老师，是否需要建议桐桐换一双拖鞋，根除嘲笑的根源。老师很坚决地说，不要，不要，请不要换掉那双鞋，让她保留自己喜欢的东西。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如果换了，就等于承认蓝色和蜘蛛侠真的只属于男生了。她说，这是落后的性别意识。
我很想找出这些落后思想存在的原因，以证实自己的某种偏见。于是，旁敲侧击地问，是否因为这个学校太多阿拉伯人了？欧登女士坚定地摇摇头说，没有证据得出这个结论。而且，男生避开女生，是这个年龄的特性，并非只是针对对桐桐。男孩们需要时间。
我问她，听说融合班的孩子特别淘气，老师是不是很累？她说，只是因为有些孩子没上过幼儿园，还没有培养规则意识。她仍然说，孩子只是需要时间。
我的偏见得不到证实，于是换了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融合班的孩子都是难民，背景比较复杂，是不是因此行为和其他班级不同？我怕激怒她，故意修改了用词，是”移民和难民“。她又摇了摇头，说，”这些孩子从不同的国家来到了德国，而且都需要学习德语，在我眼里，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这位德国教师的回答让我对自己的提问感到无地自容。
实习编辑：李璇 责任编辑：朱紫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