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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蜘蛛侠拖鞋:我女儿在德国读小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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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我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柏林,即将在这里居住一年,一边继续正午的工作,一边完成一项写作计划。根据提前租好的房子地址,我七岁的女儿桐桐被分配到了离家一公里的州立小学。到达当日,信箱里已经躺着一封信,小学的教务秘书催促我们及时去学校,保证孩子接受义务教育。

这所小学是百年老校,以音乐教育见长。可是,我家附近的是新分校,只有一、二年级和融合班。融合班,英文是Welcome class,专门帮助刚来到德国、不会说德语的孩子学习德语。等语言过关之后,再换到正常班级。桐桐完全不会德语,就被分到了融合班,班上一共8个孩子,大部分来自难民家庭,只会说阿拉伯语。

新学校坐落在河边的绿化带里,走过一条大树掩映的小路,与早晨遛狗的人擦肩而过,就看到一栋三层高的橙色小楼。学校的设施很简单,一个沙池、一个木架子供课间玩耍,还有一个绿茵大操场和溜冰馆。每天课间,老师会把教室的门锁上,要求所有孩子必须去操场进行户外活动。

入秋后,柏林常有阴雨,天空一片灰蓝色,泛黄的叶子在风雨中飘零。在记忆里,星际大战的电影里常常翻滚着那样阴郁的乌云。但风雨并不影响学校的日常,孩子继续上体育课,在操场奔跑。

某个早晨,我穿着雨衣,推着婴儿车送儿子去幼儿园,突然在马路上碰见女儿。她的班主任欧登女士(Frau Den Ouden)和男体育老师正陪着孩子们在街区散步,边走边聊。我看到女儿的头发和羽绒服都湿了,很纳闷为什么这群人都不打伞。我不敢和女儿聊天,只是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回到教室,马上脱下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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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小名是桐桐。所谓桐,是造古琴之佳木,她的父亲期待女儿蕙质琴心,成为一个温婉的女子。可是来德国之后,她对所有人都说,她的名字是Nick,来源于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那只聪明有义气的狐狸。这几个月,当别人大声喊Nick的时候,我常常反应不过来,人家喊的是我的女儿。

她从小不喜欢粉红色,不喜欢裙子,也不喜欢公主。她说童话里的公主太弱了,都等着王子来救。她着迷于速度和力量,只喜欢运动裤,运动鞋,Hiphop,打鼓,踢足球——这些传统认为属于男性的喜好。桐桐两岁多的时候,我妈妈和我们住过半年,她常常责备桐桐“不像一个女孩子”,不安静,不斯文。这种语言让桐桐对女性和男性的形象有了误解,似乎勇气、荣耀、聪明和责任,还有最重要的酷,都属于男性,而这恰好是深深吸引她的东西。很多次她都说:“妈妈,我不想当一个女生,我想当一个男生。”这句话吓到我了,曾经很担心她长大后会变成同性恋,或者去变性。我很认真地咨询了在美国的同性恋朋友,问她小时候是不是也不喜欢粉红色,不喜欢裙子。她回答说,儿童时期的这些喜好,并不等同于性别取向。

如果孩子长大后是一个同性恋,我会理解和接受。可是,桐桐才七岁,她的话让我不安,我试图纠正她,“你不是不想当一个女孩,只是不想当一个弱者而已。女生也可以很酷!男生也有很不酷的。”

来德国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里的社会环境会更加开放,性别的成见会更少。没想到,一来就碰到了状况。

柏林的公立小学,一二年级通常中午一点半就放学了。家长可以去政府的青少年办公室申请托管券,让孩子在学校免费留到下午四点。学校有专门的人员看管孩子,如果有足够的师资,还会组织各种兴趣班,美术,乐器,舞蹈和足球等。四点之后再接孩子,家长就要提供收入证明,申请额外的托管券。政府按照人数给学校补贴,家长也要适当缴费。相比于中国遍地开花的托管班市场,无论日本还是德国,都是政府在兜底。

桐桐所在的小学,托管班有四个教室,分别是绘画室,玩具室,舞蹈房,还有一间堆满积木和拼图的教室。老师们有些很严肃,板着面孔,像执法的警察一样,站在旁边,环顾左右;有些老师会友善一点,和孩子们一起玩跳绳;有一位男老师在操场和孩子们踢足球。学生们自由结伴,寻找朋友玩。

看上去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实际上是比国内小学更加复杂的社交环境。桐桐在北京的小学上过一年级,那一年,我很少听到女儿说起和同学们有矛盾,更多的是某个老师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了她。而在柏林,桐桐几乎每天都要倾诉她和同学之间的冲突。

开学的第二个星期,一个金发的白人女孩守在托管班厕所的门口,用德语对桐桐大声说话,不让她出去。桐桐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时,厕所里还站了其他几个女生,其中一个是融合班的同学,可是她们都没说话。事后,桐桐对我说,她和那个说德语的女生对望了一会儿,那一刻都快哭出来了,觉得特别害怕,特别委屈。后来,有两个比较壮的女生冲上去,死死地抱着门口那个女生,桐桐趁机打开门,跑了出去。

当天我接桐桐放学时,她和我说了这件事。我本来就担心她不会德语,新环境会给她造成心理负担。那一瞬间,特别心疼,也很愤怒,我觉得这就是校园霸凌。9月2号晚上,我给桐桐的班主任欧登女士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及时处理这一霸凌事件,然后提出三个请求:让我去课堂陪读几天,帮助桐桐适应;请托管班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桐桐,帮助她认识新朋友;最后,希望融合班的孩子在桐桐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

次日,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欧登女士,对我的三个请求,她回应说,一般情况下,德国小学不允许妈妈陪读。她希望桐桐认出欺负过她的女孩,可是当天没有找到。随后,她交代了托管班的老师,要对所有孩子强调规则,不可以发生堵厕所的事情。至于要求融合班的孩子相互友爱,我觉得欧登女士也力不从心。桐桐说,班上的孩子很淘气,上课扔东西,把脚放在书桌上,特别是男生,老师大声喊也没用。事后,欧登女士用英语对桐桐解释说,这和她无关,只是那些男孩太淘气了,希望桐桐信任她是一个“nice teacher”。

3

桐桐说,坏事情总发生在一楼托管班的厕所,所以,她特别讨厌那个厕所。那些天,她都忍着尿,直到忍不住了,才独自去二楼上厕所。可是下午二楼没有人,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安全。我说服她继续在一楼上厕所。桐桐反驳我说,“妈妈,有两个苹果摆在我的面前。一个有虫子,另一个没有虫子。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吃那个明明看到有虫子的苹果?”我无言以对。

过了几个星期,慢慢地,桐桐内心的伤自愈了。她重新开始在一楼上厕所。

可是,几天之后,又有一个女孩堵在厕所门口,指着桐桐鞋子上的蓝色蜘蛛侠图案,说她是男生,不能进女生厕所。桐桐没理她,继续去上厕所,然后离开了。

那是一双拖鞋,是桐桐自己在淘宝上挑的。小学要求孩子们进入教学楼就要换室内拖鞋,以免把外面的泥沙带进来。同一天中午,桐桐在食堂吃饭,刚要坐下来,旁边的男生也嘲笑她鞋子上的蜘蛛侠,说她穿男生的鞋子,不让她和自己坐在一起。甚至有女生直接用德语问她,你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在心里狂喊,“受够了!”但是,仍然得强装平静地问桐桐,我们要不要做一些改变,来避免这种破事发生?例如改一下英文名字,叫个Hannanh,Judy之类。然后,把蜘蛛侠的鞋子拿回家,换一双粉红色小猪佩奇的鞋子。

桐桐摇摇头说:“我就是喜欢Nick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了在学校,朋友们大声地喊我,‘Hi, Nick!’ 我觉得很亲切。我也不想换鞋子,换了就是妥协。粉红色的小猪佩奇,too babyish。”

可是我不想让女儿在学校再受嘲笑!如果改变一下,能免却一家人的烦恼,妥协又何妨?——妥协也不意味着就失去了尊严。我简直是求她了。

可是,桐桐很认真地说,如果有人想嘲笑你,她们总能找到理由,就算我换了鞋,她们还可能嘲笑我的衣服。

我问她,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她很平静地说,“I will walk away。 Let them know there is no fun。 ”(我会走开,让他们自讨没趣。)

4

最初,我希望孩子都在德国上私立的双语学校。女儿英语好,适应起来会容易一点。德国私立学校的学费也不算贵,根据家庭收入收费,小学大概每月两三千元人民币,幼儿园也是每月两千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北京,我家附近的私立幼儿园至少要4500元以上。

出国前,我提前半年向几所私立小学提交了申请材料,也为儿子申请了幼儿园。儿子被放在某个Waiting list上了,但女儿的申请一直没有结果。有一所学校回信说,问题在于语言,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只说德语或者英语,到二年级,就必须双语流利,否则跟不上课堂的节奏。

到柏林后,桐桐在德国州立小学的经历让我担心。虽然没有肢体上的伤害,但可能会对她造成心理阴影。9月10日,之前给我回信的私立学校有一个开放日,我决定去看一看。

学校的建筑墙体很高,是红砖砌成,环形相拥,像一个独立的城堡,学生的制服很气派,老师自信傲慢,满足了我对欧洲私立学校的一切想象。来参加开放日的家长,都说着流利的英语,打扮穿着,也很像我想象中的精英。老师用投影仪介绍学校独特的理念,先进的设施,体贴入微的个体教育,丰富多样的教育计划,富有创意的实践机会。似乎,只要把孩子送进去,家长就可以一劳永逸。我激动地立刻约小学部的招生官面谈。

那位女老师还记得我。她问我,女儿的德语有进步了吗?我说,还没有,刚刚开始——是否可以让她在这个小学上一年级,从零开始学德语?

老师笑着拒绝了我,理由是,即将八岁的孩子和六岁的孩子一起,不利于社会心理发育。她说,你要么把她送进英语国际学校,要么让她呆在州立小学,沉浸式地学习德语和德国文化。我忐忑不安地说出对州立小学融合班的顾虑,那些孩子没有私立学校的孩子那么阳光,也没有很好的规则意识。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卑鄙看法是,大部分孩子都不像是来自有教养的白人家庭。

事实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焦虑。融合班上有个男同学,两个月前他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从以色列来到柏林。那位妈妈是个博士,她抱怨说,州立小学的生源太单一。她指的是,来学校接送孩子的妈妈们太多是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妇女——虽然她自己也是穆斯林。我明白,这个想法就是歧视。我也有,不敢说而已。

招生官听完我的话,做了一个手势说:“把孩子扔进冷水里,才能让她成长,等她的德语流利了,上了正常的二年级,她的朋友和这里的孩子一样,都是笑脸。需要一个过程。”

她说的话,和她曾经的回信一样,让我的心又死了一次。

5

桐桐渴望着朋友,在陌生的新环境,她的渴望尤其强烈。

入学第一天,融合班的高个子女孩Caroll带着她一起去食堂吃午饭,教她取刀叉。Caroll不会英语,桐桐不会德语,俩人用肢体语言交流。桐桐很感激,在陌生的国家,一个同龄人给了她温暖的善意。

可是,孩子的情绪是不稳定的。Caroll很快就对她翻白眼,联合其他女孩,孤立桐桐,不和她同桌进餐。有一次,Caroll画画,桐桐在旁边看,她就扬起手掌,威胁要打桐桐。又有一次,她和同学一起嘲笑桐桐,说她的鞋子闻起来很臭。上体育课的时候,则会和其他女孩围成一圈,守住足球,不让桐桐拿。

如果她偶尔对桐桐友好,桐桐就会回家很高兴地对我说:“妈妈!Caroll今天的心情好了,她和我玩得很好。”我很心疼女儿,告诉她,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寄望于别人的心情。可是,桐桐的处境就是这么不容易,依赖着天上掉下来的一切善意,一丝阳光,都能让她灿烂。

一个下午,我去学校接桐桐时,她对我说,早晨,Caroll在教室抢走她的椅子。桐桐马上告诉了老师,老师让Caroll归还,但没用。最后,桐桐还是抢回来了。当时,我刚好在操场看到了Caroll,按捺不住烧了很久的怒火,径自走过去。我做着抢椅子的手势,用简单的德语单词,很严肃地对Caroll说,Nein(不要),Stuhl(椅子)。Caroll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我对她说了几次,最后说,Be Nice(请友好一点)。她点点头。

我问桐桐,你猜Caroll懂我的意思了吗?桐桐说,我知道孩子的心理,如果大人很严肃地问谁做了坏事,孩子都会说不知道,事实上,是知道的。

“不过,妈妈,我觉得你做得有点过了。你是大人,她是孩子,换位思考一下,你这么凶地和她说话,我觉得不公平。”桐桐补了一句。我早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说,这是Caroll应得的教训。

融合班是开放的,随时都会增加学区里的新孩子,只要不会德语,都要先进融合班。每隔一阵子,都能听到桐桐说,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一个月前,来了一个女孩,她常常哭着找爸爸,而且病得厉害,有段时间常常呕吐。男生从来不和她玩,大部分女生也不对她友好,桐桐体己谅人,主动带着她去吃饭,和她当同桌,照顾她,安抚她。那个女孩子就爱和桐桐坐得近,也喜欢触碰桐桐的身体,上着课,也忍不住弄桐桐的头发。

有一次开晨会,桐桐搬开了椅子,想离那个女孩子远一点。欧登女士制止了她,对她说,it is not nice。从那以后,桐桐进退两难,不敢远离那个女孩,也不喜欢被女孩亲近。

除此之外,桐桐又说,在食堂吃饭,有三个融合班的男孩坐在一张桌子上。当她坐下,男孩子就都跑光了。她觉得难受,我也难受,这是性别歧视吗?或者又是蜘蛛侠鞋子惹的祸?我们都很困惑。

琐碎的事情真多啊!简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桐桐就不能清静地上个学?每个孩子的书包有一个Lockbook,就是家长和老师相互留言的本子。我在上面给班主任写了请求,希望面谈。可是等了四天,都没有回复。我无法排解内心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于是给校长秘书打了电话,希望约校长面谈。

秘书回话说,可以见校长,但是我必须要带个德语翻译。因为德国学校的校长,不能在学校和我说英语。

什么?!我又被震惊了。我记得那个女校长。10月初,小学放秋假,我订了便宜机票,想带一家人去旅行。不过,需要桐桐请假半天,提前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犯错了。

德国对义务教育的“义务”,特别较真。为了阻止家长贪图便宜机票,学校坚决不批准放假前的请假,好几个德国朋友对我说,警察会在机场抓带着孩子提前出游的家长,勒令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我抱着侥幸心理,没预约就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等,向她求情。我们的飞机是下午两点半,如果能让桐桐提前一节课走,11点打车去机场,也许还来得及。我不敢说请一个上午的假,就求她批准,提前半个小时走。

校长站在门口,很严肃地侧身对着我,只有说话的时候,才看着我。她冷冷地说,“不可以,很抱歉,我必须对你说不可以。我也很想早点休假,周一就不工作,坐便宜飞机去度假。你的女儿必须要等到1点半,上完音乐课才能离开。”说完,她把眼睛移向别处。

我心虚地求了几声,实在缺乏正当的理由,就离开了。

这一次,我知道校长也不会有例外。

6

正当我苦恼于找不到翻译时,校长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根据章程,第一步是和班主任预约面谈。她会提醒班主任,我认为面谈很重要,比较紧迫。当天,班主任就给我打电话,约了次日下午面谈。

面谈就在融合班的教室,墙上挂着孩子的绘画作品,放学后,椅子一律倒扣在书桌上。欧登女士是留在金色齐耳短发的德国人,穿着浅蓝色牛仔裤,黑灰色的羊绒毛衣。

一见面,欧登女士就解释说,德国学校有规定,老师只能说德语,因为用母语才能准确表达。我们这一次可以用英语交谈,但是,下不为例。她说话轻柔但是语气坚定,非常有礼,也有很温暖的笑容。我激动地倾诉,她想说话时,就会说 ,很抱歉,打断了你。

她拿出笔记本,开始梳理我投诉的事情,区分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是上午,发生在融合班里,就属于她管理的范围;如果是下午,发生在一楼的,属于托管班的管理范围。

至于融合班的事情, Caroll嘲笑和威胁桐桐,她认为是霸凌,是不善良的行为,但是她仍然需要再和Caroll确认事实,倾听双方,才能公平。她始终强调Fair ,公平,老师不能勉强任何孩子做朋友,也不允许任何孩子霸凌别人。

关于拖鞋风波,她答应我,会在班上增加性别教育的内容,例如蓝色不专属于男生,粉色也不专属于女生。她建议我转告桐桐,以后遇到霸凌,要第一时间向身边的老师寻求帮助。她认为,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也能帮助老师识别实施了霸凌的孩子。她很担心地问,桐桐是否因此而觉得不快乐,自己不受欢迎?这个问题,我曾认真地问过桐。她回答说,很快乐,因为有欧登女士这样的好老师,而且,她真的很喜欢welcome class 。她甚至都不想去上二年级了。

我再问老师,是否需要建议桐桐换一双拖鞋,根除嘲笑的根源。老师很坚决地说,不要,不要,请不要换掉那双鞋,让她保留自己喜欢的东西。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如果换了,就等于承认蓝色和蜘蛛侠真的只属于男生了。她说,这是落后的性别意识。

我很想找出这些落后思想存在的原因,以证实自己的某种偏见。于是,旁敲侧击地问,是否因为这个学校太多阿拉伯人了?欧登女士坚定地摇摇头说,没有证据得出这个结论。而且,男生避开女生,是这个年龄的特性,并非只是针对对桐桐。男孩们需要时间。

我问她,听说融合班的孩子特别淘气,老师是不是很累?她说,只是因为有些孩子没上过幼儿园,还没有培养规则意识。她仍然说,孩子只是需要时间。

我的偏见得不到证实,于是换了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融合班的孩子都是难民,背景比较复杂,是不是因此行为和其他班级不同?我怕激怒她,故意修改了用词,是”移民和难民“。她又摇了摇头,说,”这些孩子从不同的国家来到了德国,而且都需要学习德语,在我眼里,这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这位德国教师的回答让我对自己的提问感到无地自容。

实习编辑:李璇  责任编辑:朱紫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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