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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为考公务员拼了:只要考上立马退学

编者按:一年一度的考研初试在11月24日拉开了序幕。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毕业之前无非都在忙活这三件事:找工作、考研或考公务员。对考研大军来说,为了能够进入理想的院校继续深造,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然而,考研有时候仅是无奈的选择。你的考研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最大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图书馆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记者先进门。 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电话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最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最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新闻,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

“典型的万人坑”

其实,考公务员是也被现实逼出来的。

此前只知道刻苦学习的王然,在大学宽松的环境里,渐渐“迷失堕落”了。“四年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电脑游戏上。”

大二那年暑假,他有过唯一一次正经八百的实习经历,去电视台帮忙做节目策划。几个月下来,自觉没啥收获,就主动离开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新闻这行当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追问精神”,“不太适合干新闻这行”。

大四那年,因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和很多为找工作发愁的同学一样,他也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考研,一边复习公务员资料。

精力不够用,这是他第一次国考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2年11月份,他第一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他并没有选择老家县城里的岗位。“当时心气儿很高,要么留北京,要么去成都市里当公务员。”他解释,“唉,太理想主义了。”

这个岗位录取率是300:1,全国各地都有分考点。去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那天,他带着高考时候的手表,现场也跟高考似曾相识,人挤人,入考场前都还一个个抱着资料看。

成绩出来,惨不忍睹,他已经预料到了:“就当练手长经验吧。”

2013初,他结束了研究生考试,自我感觉不错。成绩还没出来,王然打算再去试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目标是海淀区地税局。录取率是120:1,理论上比成都金牛区税务局算是容易些,可竞争仍然残酷。

“海关、地税和国税,这些单位是典型的万人坑,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他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那个“税”字,给他第一印象就是“很有钱”,万一运气好呢?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复习得很细致。

他个人感觉,北京的试卷内容比国考相对简单些,但题量非常大。拿到卷子他便飞快地写,遇到不会的就跳过去,就这样还险些没做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场里一个女孩还在玩命地涂答题卡。考试期间,王然扫过她一眼,当时女孩可能被某道题难住了,迟迟没往下写。

收卷子的时候,监考老师跳了过去,去收她后面的。十几秒后再回来,就开始强行收答题卡了。“老师,让我再涂一会儿吧!”她拽着没松手,眼泪一下流出来,但有大半没涂完的答题卡还是被夺走了。女孩只能呆呆地坐着抽泣。

也许她准备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次机会对她非常重要,王然心里也替她叹了口气。

“被一两道题拖延住犯了大忌。首先要保证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拉分的题,你不会,大家可能都不会。”按照他的理解,这份试卷实际也在考察全局观和应变速度。没有这两种能力,就很难应对公务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场教室里还坐满了考生。到了下午申论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三分之一的空座。他分析,很多人因为上午没考好,就主动放弃了。

他自己也没那么幸运。最后王然拿了138分,而地税局的入围成绩线是150多分。

不久,他的考研成绩也出来了,距目标人民大学法学院差了2分。

十分钟后,他便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虽然没进海淀地税局的面试,但他可以选择调剂面试其他几个岗位:西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西城城管),昌平区工商管理局,以及几个街道办事处。

这是毕业前,能抓住的最后机会了。

有劲儿没处使

王然现在还悔恨不已,自己竟然早上睡过头,错过了工商局的面试。

剩下的机会,就是当城管或去街道办事处。最初,他没有考虑过这些岗位。母亲做过小贩,多次被城管态度恶劣地抄过摊儿,他一直对这个职业很抵触。他的一位学长就在某街道办事处工作,虽然各种福利挺好,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在北京仅能够糊口。

后来,另一位在北京某区当城管的师兄告诉他,北京的城管和外省市不同,是公务员待遇,月薪近5000元。“一个iPhone5啊!”听罢,王然心动了。

面试那天,一共有40多个人,录取名额是20个。他穿着西服,心情忐忑,一看见里面坐着的7个考官,更没底儿了。“别紧张,放松。”一个中年大姐笑容和蔼,显然是唱红脸的。他没法不紧张,边上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大哥,一言不发,从始至终目光凶狠地盯着自己。王然特别重视这次机会,本来就紧张。一看这阵势,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因发挥失常,他没能当上这个城管。后来他琢磨,可能是因为这一行太特殊了,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所以才会安排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唱黑脸,以测试高压下的反应能力。

面试经验不足,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后来,他从各大公务员网站论坛上,学习了一套一套的面试技巧,还特地买了书恶补。

“实际上,面试问题都是有规律的。”他拉开了话匣子,“回答也是有模板的。”

比如,有个面试的问题是:一向口无遮拦的同事小张,向领导举报你在办公时间打手机,而你实际上是在接一个紧急公事的电话。向领导解释了真实情况后,你将如何对待这位说你坏话的小张?

“回答前,一定不能忘了礼仪,得一本正经地先说‘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做自我介绍。”他清了清嗓子,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还得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抬起头—首先,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我会私下里和小张聊一聊,说明情况……最后,我会坦诚地告诉他,这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希望能互相帮助,把工作做好。”

与媒体打交道也是个重要类型。发生重大事故,面对前来的记者你该怎么做?

“发生这类事件,首先绝不能隐瞒信息,我会主动提供一些了解到的情况,并希望记者朋友将政府部门的处理进展如实地传达给公众……”

他张嘴就来,语调不快不慢,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磕巴。

可当大家都按这个模板回答问题,怎么分出个高下?

他微微一笑,“拿分的诀窍,是套话后面的具体处理措施。你说得细节越清晰、可行性越强,得分就越高。”

遗憾的是,那次是王然唯一一次进面试环节。之后的几次他都没通过笔试,有劲儿也没处使。

  奔波在火车上

他四处寻找公务员招录机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往返的火车上。

今年4月份,他参加了天津市公务员考试,报考某税务部门。他多次报考税务局的公务员,除了觉得待遇福利较高外,还因为这个岗位对新闻专业本科生不设限制,其他合适的对口岗位太少了。

路途不算辛苦,坐58块钱的动车到了天津,却发现考点没地方住。一共有200多人报考,附近的酒店、小旅馆早就预订满了。“没报好,又一个热门岗位。”

成绩不太理想,王然并没有气馁。

此外,他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的考研成绩可以被调剂到一所研究生院的法学硕士专业,但没有奖学金,一年学费一万六。父母还是决定供他读书,这样一来,家里经济状况有点吃紧。

这促使他加快了“考碗”的步伐。

研究生开学后,他只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开始躲进图书馆,潜心复习公务员考试。

频频失败的报考经历使他认清了现实:与其在大城市拼得头破血流,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安全感更高些。

第四次,他报了四川崇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务接待的岗位,单位离老家两个多小时车程。按他的理解,所谓的“接待”应该是个与党和政府领导接触机会较多的工作。

今年,他没跟老师打招呼,就偷偷坐上了从北京开往成都的硬卧火车。路上的28个小时他也没闲着,一直看复习。他从网上下载了近10G在线培训视频,还买了不少公务员名师的光盘,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下了火车,他马不停蹄坐车往家赶,到家已经天黑了,简单吃过饭便抓紧休息。第二天上午坐了3个多小时长途车,中午到达崇州。没想到,这个事业编岗位的竞争也达到了300:1.附近的小宾馆全部客满,一下午都没找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能住在一个离考点不算近,而且价格不菲的大酒店里。

考试题型法律方面的居多,这对读法硕的王然没啥难度。但一路的折腾,他有点乱了分寸,过分纠结于数学题,影响了答题时间。

第二天早上,没来得及跟家里的父亲打声招呼,他就急匆匆赶往火车站回了北京。学校有门行政法的课程,与公务员考试内容有关。这也是他唯一不会翘的课。

他又坐火车来到老家,参加了四川省省考,岗位是老家的地税局。这次虽然没有再纠结于数学题,可他感觉考得一般。

此行还收获了一段友谊,一个没有找到地方住的山西考生,与自己分摊了200块钱的房费。夜里闲聊,对方告诉王然,自己是辞职之后来参加考试的。此前他在陕西一家国企工作,工资拿得不少,却不满总是被部门其他人“欺负”—只有他不是关系户,所有的活儿都推到他身上。他觉得公务员不用这么受气,因为有考评,“大家都得干活儿”。

临别时,对方告诉他:“你要是考上了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咱们就是同事啦。”

回老家往返考一次试,光路上要马不停耗费三天,在车上最长要28小时,最短要3个小时。这一个来回,他根本没歇脚。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他用陶渊明的一句诗作形容。

最后一搏

早上8点,他会慢悠悠前往图书馆,学上半天,中午午休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晚九点图书馆闭馆,王然会随便挑一个自习室,学到11点再回去睡觉。晚上,他会听听汪峰的歌睡觉,最喜欢的两首是《再见,青春》和《飞得更高》。

学校里的一切教学活动,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这所研究生院,不设本科部,位于北京边缘,四周一片荒凉。一个班上有100多个学生,上大课教学。如果老师点名,宿舍的一个哥们儿会主动替他喊到,如果提问也一并答了。

有一次他想换换脑筋,参加了班里的羽毛球比赛。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他,以为是对手“从校外搬来的救兵”。

“这么说吧,班主任都记不得我的名字,更别提认识我了。”他说。

这次他报名的是邮政管理系统的岗位,工作单位在老家所在市。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考公务员,他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了。刚刚把最近两年的真题做了一遍,接下来正打算把五年来的真题再做一遍,一天一套。这次他感觉希望很大。

为了避免笔试通过,面试被“黑”掉,他家里也做足了准备。自己的三奶奶以前在县里担任要职,人脉很广,之前二大爷能够高升,也多亏她四处走动。这也一直让爷爷耿耿于怀,一直跟她说:“你没提拔我的儿子,这次得帮帮我的孙子!”现在,父亲告诉王然,三奶奶已经放下话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基本没多大问题。

无论是省考还是国考,只要笔试成绩通过了,他就会立即把研究生退了,“还能省下不少学费”。

万一笔试成绩没过呢?他挺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话说得很谨慎:“可能,我就暂时放弃考公务员了。毕竟一个研究生还是比本科生有优势。自己会努力保证不挂科,拿下学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然就此放弃了“考碗”的努力:“毕业之后还会考的,有些地方,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入职后可以直接享受主任公务员待遇—这相当于一个本科生学历的人,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三年的结果!”

(文中人物为化名)

(原标题:研究生为考公务员拼了:只要考上立马退学)责编:王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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