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张，中国居民受教育水平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大学教育。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1998年的84.7万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736万人。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长，本科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贬值，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获得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体面工作的重要前提 （ Lindley and Machin， 2011），越来越多的本科毕业生选择通过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如下图所示，1998年中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仅有5.73万人，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经达到了72.2万人，而在2017年，国内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了201万人，为当年应届本科毕业大学生人数的52%[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数变动情况（2017年）和当年考研报考人数计算而来。]。
与此同时，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平民的话题，海外留学成为大学生继升学、就业之后的第三条出路，据统计，199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约为1.76万人， 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已经达到了60.84万人。
注： 数据根据中国教育部网站1998-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整理。
在获得了大学教育后，谁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谁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如何影响教育决策？国内和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收到的“中国生源”是否存在差异？中国本科生优秀人才是否流失海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政策意涵。
在现代社会，研究生教育不仅关乎个体的生活机遇，更关乎一个国家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方面，教育在决定个人生活机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谁能向上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谁能获得教育”。
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是衡量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流动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和留住高级人才的竞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析和比较国内外“研究生来源”的差异对于中国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及其相应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家庭背景与教育决策
在获得了大学教育后，家庭背景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有文献存在着两种竞争性的观点：即“持续的不平等”（persist inequality）和“下降的不平等”（declined inequality）。
持续的不平等预测主要来自于“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
最大化不平等假设认为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然后在下一阶段的教育中维持新的不平等。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时，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为“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区分，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成员更有可能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来保持其地位优势。
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则进一步关注同等教育阶段的水平分化问题，Lucas（2001）认为社会优势阶层在任何教育阶段中都会寻求质量更好的教育机会。由于国内外研究生教育机构在资源和设施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别，因此，社会优势阶层更可能会选择接受声望更高、质量更好的海外研究生教育。
减弱的不平等预测主要来自于“社会选择理论”和“绩效选择假设（merit-based selection）”。社会选择假设认为，每一阶段的教育筛选过程都会淘汰掉较多的来自于弱势阶层的学生，与上层家庭的学生相比，弱势阶层的学生更不太可能参加大学教育。经过前期的筛选，来自上层的大学生和来自下层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个人抱负和能力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在每一段的升学过程中，家庭背景的作用都在弱化。而绩效选择假设认为在现代社会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根据教育和资质等绩效原则，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背景等作用会逐渐消失。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研究生教育，其选拔的主要标准是学业成就而非家庭背景，因此在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会降低甚至消失。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有效化维持不平等假设比较强调不同阶层对教育优势的需求，社会选择假设和绩效选择假设比较强调家庭背景作用的社会条件（即教育筛选过程和标准）。实际上，持续性不平等预测和减弱的不平等预测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家庭背景是否会影响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而是在于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个人教育机会获得的。即在控制了前期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下，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如何变化的？Breen和Goldthorp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则进一步考察了既定学业成就下家庭教育决策的阶层差异。
教育决策的理性模型认为，个体决定是否继续上学主要取决于其本人及其家庭对教育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一个人选择继续读书或中断学业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继续升学的成本，包括学费、书费和生活费等；二是成功升学的概率，主要取决于学业表现和竞争程度；三是在现有教育程度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该理论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三个要素的权衡和应对策略是不同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机制是“相对风险规避机制”（ Relative Risk Aversion， RRA ）。相对风险规避机制假定所有社会阶层都会采取策略避免向下社会流动，但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是不同的。社会上层采取的策略是，即使子女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也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证教育上的优势；而下层采取的策略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可以获取短期向上流动的机会中，除非其子女的学业成绩非常优异才有可能把资源投入到教育中。与大学教育被看做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必要投资不同，研究生教育更像是为了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额外投资，因此，关于读研的成本收益计算可能会更多地受到家庭资源的影响。
来自首都大学生跟踪调查的发现
笔者通过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在当前本科毕业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而且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更多地来自于211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优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学生。
第二，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是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中介变量，随着学业表现的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边际影响在降低。
第三，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本科就读学校类型和学习成绩来发挥作用的，而在海外留学与国内读研之间的选择中，本科阶段的学校类型和学业表现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在起作用。我们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持续的不平等假设，即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可以接受本科教育时，较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就可能成为“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区分，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成员更有优势通过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来保持其地位优势。
来自首都大学生跟踪调查的基本发现，对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
第一，随着本科生就业压力的增大和经济发展对高端人才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通过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33%的大学毕业生选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这说明中国居民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但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的读研动机主要是迫于就业压力的选择，而非是基于学术研究兴趣，这对中国以学术为导向和以应用型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二，在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基本上是通过本科就读高校类型和学业表现来发挥作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是相对公平的，即选拔的主要标准是学业成就。
2014年，中国关于全面取消公费研究生的改革，引起了公众、媒体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教育部表示，研究生所获资助总体上超过其应缴纳的学费，不会增加新的经济负担。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推测，如果没有配套的奖助政策，研究生收费改革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寒门大学生读研的机会。
第三，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研究生在校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人数已经达到172万人，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博士第一大国，然而国内的科学研究成果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有研究表明，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用于学习和科研的时间要显著高于国内读研的学生，而且，其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也高于国内高校的研究生。我们通过对国内与海外研究生教育机构“中国生源”差异的比较发现，虽然选择海外读研的学生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家庭，但是在学业表现上，选择国内读研和海外读研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国内外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差异，或许主要是受到了研究生师资队伍的质量、研究生课程设置、招生制度、培养机制、 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
（作者李忠路系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