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举办的首发式暨交响音乐会上，李岚清、陈至立、周济等领导人与学生合影。摄影/范水
“飞吧，思想，乘着音乐的翅膀”
钟 岩：对今天讲“实用”的大学生而言，音乐是否也将成为他们寻求一份理想工作，特别是进入外企时进行交流的语言？迎合大学生比较功利的心理，是否有必要使之懂得：音乐也是国际语言，而不仅仅是外语？
李岚清：你如果跟音乐家这么讲，他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而我认为，只要有利于高雅音乐的推广，都未尝不可。
有人说，古典音乐正走向消亡，我觉得不是这样。从现象上看，现在是通俗音乐占了主导，但是这种流行还没有经受过历史的考验，它的生命周期是多长呢？我在《音乐笔谈》中介绍的那些音乐家的音乐，有些当时也并没有得到认同，是后人把它挖掘推介出来的。比如巴赫音乐的挖掘与传播，门德尔松作了很大的贡献。巴赫的音乐流传至今，已近300年，我相信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艺术和娱乐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不能因为它比较深奥，就不能采用类似通俗音乐的推广方式去普及。我认为只要有利于高雅音乐的普及，方法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钢琴王子”克莱德曼，我认为他做的工作也是有益的，比如贝多芬的《献给艾丽斯》钢琴奏鸣曲，如果没有他用通俗音乐的方式去演绎推广，恐怕就没有太多人知道。
对大学生呢，我在书里举了个例子：有一次香港的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在北京开会，香港汇丰银行负责人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在座谈中说，汇丰银行招收职员时，不但招收学金融、学经济和学信息的，也招学艺术、学音乐的。我就觉得奇怪，问他们是不是有乐队？他们说不是想组织乐队，而是因为学艺术的学生很有创意，经过金融方面知识的培训，可能会成为很好的金融家。有一次，我与清华大学师生座谈音乐时，有一位同学递一张条子问道：“有的青年并不懂欧洲古典音乐，而故作高雅地去听古典音乐，您认为对吗？”我的问答是，听总比不听好，多听，他慢慢地就会懂了，产生兴趣。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格林斯潘是学什么的吗？
钟 岩：不会是学音乐的吧……
李岚清：最初就是科班学音乐的！他高中毕业考进享誉世界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之余还参加过爵士乐队，曾在一些餐馆和夜总会里演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后来他到纽约大学学经济，最后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但他终生喜爱音乐。我认为他学过音乐的背景，对他后来成为经济学和金融学家肯定有帮助。
我强调全才，就是既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要有较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学音乐肯定对一个人的成材，对提高自己的素质有好处。
钟 岩：当今，大学生接受熏陶的途径太多太多，您为什么提出希望他们“写一笔好字，唱两句皮黄，跳三步舞曲，听四个乐章”?
李岚清：刘欢是搞流行音乐的“大哥大”了。但是他为什么一直在北京外经贸大学讲授西方音乐史？我想，他在流行音乐的地位，跟他对西方经典音乐的研究、借鉴、继承、发展有关，因此他的功底比较深，因此他的艺术生命比较长，人们喜欢他。他曾告诉我，他在上大学以后才开始摸到钢琴，对一般人来讲，哪还有可能？苦学苦练啊，真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搞音乐还要讲究天赋，但作为音乐爱好者，不需要具备天赋这个条件。所以我想对大学生朋友讲，第一呢，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第二，可以增加你学习的效率；第三，有助于提高你学习和工作的创造性；第四，有助于培养团队精神，创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方面无形的价值是很高的。同时呢，平静、宽容的胸襟，能跟人很好地相处也非常重要，现在已不是凭个人本事就能做成大事的爱迪生时代了，而是要靠团队的力量。
钟 岩：您的书里还讲了很深刻的做人和做事情的哲理，讲音乐和人生的故事，无不使人难忘，例如说到鲁宾斯坦是“弹错音冠军”？
李岚清：我在书里只介绍了一位鲁宾斯坦，即生于19世纪中叶的安东·鲁宾斯坦，也提到了他的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兄弟俩还分别担任过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李德伦、吴祖强、郭淑珍等我国著名的音乐家都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的。
这里我再介绍一位现代的世界级钢琴大师——瑟尔·鲁宾斯坦，他1982年才去世。请听他是怎么说的：“有些人总是谨小慎微……他们把鼻子贴近键盘，不断凝视着自己的指尖，小心翼翼地不要弹错，因而并不使出全力……勃拉姆斯经常误弹音符，可是他却充分弹响键盘，表达出全部的音乐意境……这个密集和弦是全曲的高潮吗？那么为了需要，我就得把它‘砸’出来，弹错一两个音没有关系。”这位鲁宾斯坦自称是“弹错音的冠军”，坚决主张要把谱子背下来，不要小心翼翼地看着乐谱弹，总是担心弹错音。他的音乐生涯很长，直到90多岁还登台演奏。这也是生活里的哲学：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着眼于大局，看准了就坚持努力地去做，不要这也顾虑，那也顾虑。青年学生学外语也是如此，如果你害怕讲错而不敢张嘴，那你就永远不会讲。敢讲是主要的，讲错是次要的，知错改了就会成为永久的记忆。
钟 岩：您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词汇：“文人相亲”。
李岚清：不知道你们看我的《音乐笔谈》时是否注意到了，我在写《传略》这一部分的时候，尽量地挖掘音乐大师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相互之间的推介，相互之间的感情。柏辽兹潦倒得几乎绝望之时，帕格尼尼雪中送炭，送给了他2万法郎的接济，是多么深情和及时啊！还有舒曼和勃拉姆斯。舒曼去世很早，舒曼夫人却活了77岁，在舒曼去世之后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勃拉姆斯一直在接济舒曼的夫人。因为舒曼夫人本人也是个著名的钢琴家，他希望她不要因为经济上的拮据而影响到她的音乐事业。他们两人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但并没有爱情关系。舒曼的《新音乐》杂志推介了肖邦、李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瓦格纳等人，后来都成为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师。
李斯特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赞扬的，他的周围有300多个学生；同时代的音乐家柏辽兹、舒曼和瓦格纳等人的音乐，也是因为他的介绍而得到更大的传播。他还热情扶持了斯美塔那、莫纽什科、格里格、德彪西、阿尔贝尼斯、圣-桑斯等后辈作曲家。他与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往来密切，以至于后人称他们为一对“精神上的孪生兄弟”。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主题？因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音乐家，集中出现那么多的大师。我就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每个世纪都有大音乐家，但为什么那个时代这么集中？类似的，我国唐代也集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大诗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之间互相提携，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倾诉居多。我提倡文人相亲，不要文人相轻。文艺批评是必要的，但要心平气和，对事不对人，不要相互攻击，更不要弄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钟 岩：您在书中非常有趣地提到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您去法国访问时，菜单上有一道菜名为“罗西尼风味的里脊肉”，马上联想到这道据说历史悠久的法国菜，和200年前创作《塞维利亚理发师》的音乐家有什么关系，就把这份菜单拿回来考证。结果真的发现，罗西尼既是此音乐家，又是彼美食家。您写作这本书一定有着长久的坚韧的积累？
李岚清：1993年我在国务院分管教育工作后，发现音乐教育是一个薄弱环节。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素质教育，我就准备写一本音乐普及教育的书，目的就是引起人的兴趣，推进音乐教育，提高人的素质。音乐家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写的书往往过于专业，普通人看不懂。因此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就是等我退休以后，从一个音乐爱好者的角度，写一本关于音乐的通俗读物，希望能引起普通读者对音乐的兴趣。我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和我的工作相结合(1998年起，我又分管文化工作)。出国访问时，假日安排参观，我大多是参观音乐家故居、博物馆，收集资料。我国驻国外机构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帮我收集、提供了很多资料。我让秘书把所有资料放在几个箱子里面集中起来。我收集的图片近万张，我的《音乐笔谈》中只用了七八百张。其它有些因知识产权问题，或质量问题不能用；有些还要进一步整理。前几年在北戴河休假空隙期间，我也开始写了一些素材，逐步形成《音乐笔记》。但因公务繁忙，未及进一步整理、补充。现在退出工作岗位，有写书的时间了。写书很辛苦，常常不知不觉就写到了吃饭时间，但是很有乐趣。出版社和音乐界的朋友给了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