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二代”究竟缺什么?
中国年轻“富二代”通常和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如娇生惯养、傲慢自大、任性等。他们引发的争议经常成为头条新闻。统战部刊文表示,要为中国“富二代”和年轻企业家们树立行为规范;将会通过教育,引导他们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文章表示,有些年轻的有钱人,只知道自己有钱,却不知道钱从何来;只知道怎么炫富,不知道如何创富。(环球时报)
统战部要教育中国“富二代”的深意本文不做探究,但中国的“富二代”真正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倒是要认真的思考。事实上,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富豪的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我看来,这只是暴发户精神。
反观美国,没有人比华尔街的富豪更承担得起“上流人物”的名号,但是他们如此谦卑谨慎,如此热衷于回馈社会,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他们有多富有,他们掌握着多么强大的权力和资源。准确地说,中国的“富二代”们对炫耀性消费的热衷,还停留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思想水平上,那是一个真正纸醉金迷的“镀金时代”。但是,美国的富豪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反省,并于20世纪初建立了慈善捐赠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不但帮助美国成为一个安定繁荣的国家,还使它成为全世界科学与艺术的天堂。中国要花多长时间来建立这个传统?
欧洲的“富二代”们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当代社会不讲门第出身,代替家族的,是一个新的门第,这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北大是天之骄子。但是中国的名校学生,炫耀自己的出身,更多地是指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很少有为母校争光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如果是哈佛、牛津出身,校友中间有非常强的荣誉感,一旦某一个校友发生丑闻,整个学校都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首先要跟他划清界限。不像中国发生了抄袭首先就护短。
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欧洲贵族过去有一个习俗,贵族之间发生了纠纷,要为名誉而决斗。是谁的名誉呢?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一个贵族的家族为什么辉煌,受人尊敬?乃是每一个贵族成员都珍惜家族的荣誉。个人所有的光荣与耻辱都与这个家族有关。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个人要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靠个人道德很难抵御,法律也没有那么细微,这时最大的的制约便来自于家族。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之有“贵族”,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实为社稷之福,兆民之庆。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贵族精神是一种追求心灵高洁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精神是一种呼唤,一种想象,一种理想,一种抗拒平庸的心灵力量。
说的越来越远了,回到本题,中国“富二代”真正所缺的,大概就是这种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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