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昨天很多人都观摩了川普大叔和希拉里奶奶的一场举世瞩目的辩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国学生公共说理能力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不“讲理”，尤其是有理有据地讨论问题、自由表达观点的能力偏弱。为此，外滩君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晋荣东老师，他认为，当下中国人在公共说理上存在的三大问题，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两大典型特点有关。而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晋老师建议，必须从批判性阅读和写作的培养开始。
文 、编辑 | 马用雷
说起“讲理”这件事，国人形象似乎一直不太好，难道从历史上，中国人天生就不讲理了吗？中国人的“公共说理”能力偏弱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否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理性思维和形式逻辑上一直落后于西方，特别表现在批判性阅读和写作上？面对诸多疑问和思考，外滩君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逻辑学教授晋荣东老师。
晋荣东主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是逻辑学、中国逻辑史、中国哲学史等，并对批判性思维和公共说理等热点议题有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其相关著作多次获得上海市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为了帮助大家能对公共说理和批判性思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清晰而通透的认识，他首先为大家明晰了“公共说理”的定义和核心原则——“公共性”，而为了更好地推进公共事务的讨论，要求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说理能力，这就牵涉到我们所知的批判性思维的参与。
对于中国人为什么逻辑思维天生就比较弱的问题，晋荣东认为，我国著名哲学家冯锲先生就有研究，他归纳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两大特点——擅长辩证思维而冷落形式逻辑；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根深蒂固，而正是这两个特点大致能够解释当下国人在公共说理领域所普遍存在着的三大思维方面的问题，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从历史这条线索进行回顾，中国又几乎可以说没有形成公共说理和批判性思维的“历史基因”。
所以，不得不说，中国人在“公共说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是要远远落后于西方的。
最后，晋荣东结合国外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和培养学生公共说理能力的经验及其个人的研究经历，给出了很具体的指导建议和相关阅读书目的推荐。
1.公共说理追求的不是标准答案，绝不是要一方压倒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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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荣东说，“所谓的公共说理，顾名思义，就是社会成员以说理的方式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和处理公共事务。区别于我们平时两三人之间私下的闲聊和个人决策。在当代中国，除了传统的纸媒和电视等，微博、微信、论坛等互联网公共空间正在成为大家讨论公共事务的主战场。”
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其实诸如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等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先从微博上首先发酵出来的。而他提醒到，近年出现越来越多的“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这个提法，反映出公共说理在当代中国越来越重要——对“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寻求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日趋尖锐，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而只有当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公共说理，也就是能够自由清楚地表达各自的意见和诉求，能够通过公共且理性的论辩来消除分歧，协调利益，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才可能建立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
外滩君一细想，因为互联网的高人群覆盖率和易得性，所以在讨论公共事务和热点话题时，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草根性和非正式性，乃至很容易就演变成非理性的争端，这显然又违背了“公共说理”的理性原则。这也许就是互联网环境在当代中国具有的双重性质——激发和弘扬了公共性，却同时遮蔽和抑制了理性原则的贯彻。这正是中国当下公共说理问题的核心特征：公共空间在逐渐打开，更多人有意愿并且有平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但“理性”不够，总是拖后腿。
一方面，类似“高考制度如何改？”，“养老金如何并轨？”等问题都成为公共说理的热点讨论话题，说明中国人现在就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和寻求参与民主社会建设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而与之相对，有句古话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难道说“公共说理”注定是无效的吗？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防止公共说理演变成无断的争执，陷入群体对立和骂战之中，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在互联网的环境中发生、发酵。
那么，外滩君很想问：“究竟谁才有资格担任公共说理的‘大法官’？”不过，晋老师的答案倒是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针对这个问题，晋荣东说，“首先不是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的，不是每次会议或者讨论最后都能得出一个定论来，人类开会的效率还远还没有那么高”，他以历史上争论已久的“美国控枪问题”为例。
他说，“美国人控枪之所以争论不断、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因为每个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注定是不一样的，背后主要是由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预设来决定，我们很难斩钉截铁地就说，‘你的价值立场就是不对的，我的价值观才是唯一合理的’，而价值观和价值预设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对错就能判定的。”
“美国枪支泛滥肯定会造成诸多的现实后果和安全问题，但控枪还是这么困难。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各方总能找到很多表面的支持理由。追根究底来看，反对控枪一派的核心论据来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所说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也就是拥有自卫的权利，更进一步看，这实际上就是主张个体权利在价值序列上优先于集体安全；相对的，主张控枪的人通常是诉诸于枪支泛滥的社会后果，以致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的价值预设是集体安全优先于个体权利。所以，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预设往往决定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待世界和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并对他们选择何种事实作为论据产生直接影响。”
既然如此，外滩君又要问了：“公共说理本身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我们究竟在‘说’的是什么？又为了什么而说呢？”
晋荣东指出，这个时候就需要批判性思维的出场了。总结起来，从个人能力上来说，公共说理包括三个方面：思想，逻辑和语言。
“思想”即明确说理的实际内容，“我们到底在说什么，谈论的是什么问题？”，以及看问题的各种不同角度；
“逻辑”即指恰当的、合理的说理方式，以不包含谬误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进行整合，从而支持自己的利益主张或对他人观点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
“语言”主要指用清晰、明白、得体的语言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从而更好地赢得听众的尊重和认可。
“即公共说理所追求的是以理性、公开的方式，让社会成员的不同意见得到自由清楚的表达，在此基础上，借助辩论，让不同观点、意见、利益实现一种折中，消除分歧，协调利益，其追求的不是一方战胜一方，一方压倒一方，而是通过相互的妥协和折中来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确如此，这其实就像伏尔泰的那句经典名言所说：“我不一定认可您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但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清楚，而且完全没有逻辑，让人听都听不懂，并且言语粗俗、态度恶劣，显然是没有人愿意誓死捍卫这样一个人的说话权利的，只会避而远之。
而现实生活中，往往很多问题就出在抛弃了“公共”和“说理”的两大原则后导致的。大到国家的课程标准、教材的制定，小到一个学校的“校服”问题，试问：“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制定有多少是来自于家长、学生和老师们的声音？”；“一个学校关乎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政策规定，有多少是通过鼓励学生辩论和充分讨论之后再执行的”……
2.国人思维在公共说理上的三大问题是有历史来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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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荣东曾经发文指出，从说理的角度看，当前国人的表现在总体上存在着三大问题，“随便拿一个在中国近些年发生于公共说理领域的热点来分析，大概总离不开我所诊断出来的这三大问题”——
第一，不遵守形式逻辑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思维与表达不清晰、判断不谨慎、推理论证不充分等等——“有人说，‘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精神有问题’，可问题是‘老上访专业户’定义过吗？多少次上访算‘老’？‘百分之九十’，是怎么统计出来的？‘精神有问题’，这又是什么意思？”
第二，诡辩式的辩证思维大行其道，这主要表现为用貌似辩证的空洞话语代替对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有针对性的解决——“譬如在我们这个社会耳熟能详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析时，我们既要坚持两点论，也要强调重点论。……几分钟过去了，除了这些套话、空话，我们还没有听到讲话者究竟是如何在对那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
第三，唯我独尊、不容异议的现象沉疴难愈，由此造成在说理时往往忽视论辩的完整性，遮蔽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是达到真理的具体途径——“在对社会热点的微博评论中，有这样一种现象，相当普遍，凡是看见自己喜欢的关键词，甚至一条140字的微博还没有看完，就直接点赞，而碰见不喜欢的关键词，立马狂喷。这就是典型的唯我独尊，不容异议。”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透过这三大问题的背后，晋荣东认为，这些问题显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同样密不可分。
A。诡辩式的辩证法思维 V.S. 严谨精确的形式逻辑
“中国人很早就发展了朴素的辩证思维，阴阳、五行学说就反映了这种思维。朴素的辩证思维曾为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过诸多贡献，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生物学、音律等也都因此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中国古代一方面擅长辩证思维，另一方面却是形式逻辑长期受到冷落，而形式逻辑要求概念清晰，表达准确，判断谨慎，推理论证要充分。”
晋荣东指出：“如果辩证思维不能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就很有可能走向神秘主义和诡辩论。”
举例来看，“中国古人几乎可以用阴阳五行解释一切问题，说人生病是阴阳失调，甚至地震的发生也是天地的阴阳失调。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信息的增量，不能解释具体的事物、现象、运动过程背后的因果关系的发生机制。不讲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讲数量以及可以用数量关系来表达的因果关系，最终就有可能走向诡辩。”
而这在中国学生的作文上更是屡见不鲜，用貌似辩证的空洞话语来代替对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实际分析和解决，往往洋洋洒洒一大段之后还没有谈到具体问题究竟怎么解决。
再比如，曾经网络上有热帖《辩证法是如何降低智商的》，《辩证法与放屁》更是语词激烈地对此作出了批判，更有好事者整理出“那些反逻辑的中国名言”。比如，我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可俗话又说了，“一失足则成千古恨”啊！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从流传已久的名言的角度反过来批判诡辩式的的辩证思维，我们社会非常推崇这些名言，因为它们充满了哲理，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但是为什么这些名言单独拎出来都很好，放在一起就给人以彼此冲突的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为这些名言制定明确而清晰的适用边界和条件。
所以，当我们向学生讲解、传授这些名言时，就不能像讲解数学定理、物理规律、法律规范等等那样，让学生感受到这些名言具有清晰而准确的适用范围。如果有学生向老师提出这些名言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时，我们的反应很可能是“你还年轻，等你人生阅历足够丰富，你自然就知道了”。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独断论 V.S. “德先生”和“赛先生”
大家可还记得历史书上曾经出现过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时至今日，两位老先生似乎也不太会说“中文”。
究其原因，晋荣东根据他的研究，为我们从历史上进行梳理：“自汉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儒学把孔孟之道和儒家经典视为神圣教条，认为四书五经已经具备并把握了全部真理，后人只能对其作注释。这种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一元拒斥多元。统治者运用行政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自由与宽容精神因之而丧失。此外，独断论不仅在价值观上推崇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缺乏个性自主，更在说理方式上造成依傍权威、唯我独尊、不容异议。”
虽然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将“德、赛”两位老先生请到中国来——“近代以来，救亡意识与现代化要求的结合，促使进步的思想家对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传统文化展开批判。重视形式逻辑、提倡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反对独断论，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在思维方式变革领域的积极成果。”
“但正如冯契先生所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的惰性力量估计不足，对传统文化及其现实影响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以至于‘文革’时期，个人迷信代替了民主讨论，权威主义扼杀了自由原则，摘引语录取代了科学论证的社会问题，即经学独断论扼杀了科学方法。”
“尽管1970年代末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对‘两个凡是’所代表的个人迷信与独断论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反思和彻底纠正。一旦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趋于崩溃，便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思维方式的健康发展以极大阻力。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在公共说理领域所经历的坎坷与存在的问题可见一斑。”
回到教育上，晋荣东指出：“我们常常提倡学生看问题要客观和全面，但一个人的脑袋显然不可能全面看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可错的，总是从特定的视角在看问题。要想以一己之力做到全面看问题，恐怕唯有上帝才能做到，所以才有‘上帝视角(God‘s eye view)’这个词。全面性当然是我们认识的目标，但在个体身上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所以全面一定是在主体之间实现的，通过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意见争论才能不断接近客观和全面。”
C. 中国未能形成公共说理的学术传统和“历史基因”
大家如果善于思考和联系的话，中国历史朝廷之上其实是有很多辩论场景的。看过《琅琊榜》电视剧的也能想起来，太子和七皇子誉王就常常针对各种问题在朝堂之上辩论不休，还有“大儒论礼”的传统，而且狡猾的老皇帝常常是鼓励他的两个儿子这么做。但且不说两方辩论不足以充分，本质上是成员之间的利益纷争和地位较量决定了事务讨论的走向，根本上并不存在平等、自由讨论的“场”，说到底还是皇上一人用来制衡的“术”罢了。
对此，晋荣东说：“尽管古代中国人有能力讲理、说理，但不争的事实是公共说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先秦名辩学所论及的说理内容也没有对后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缺乏公共说理的“历史基因”，或者说，中国根本上是没有形成公共说理的传统，这是成立的。”
具体分析来，他认为，通过《左传》《战国策》等记载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先秦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内部或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着大量以说理的方式来针对社会治理、战争发动、外交斡旋等等公共事务进行决策的情况。
但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人能够讲理、能够说理，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就对说理进行了自觉研究并把这种研究自觉地运用于教育、运用于实践。即便我们现在能够在古代文本中找到一些对于说理的各个维度的零散研究，比如在先秦名辩之学中就包含着从逻辑角度对于推理、论证的初步考察，但这些考察在秦汉之后虽未亡绝，确已逐步衰微，鲜为人知。
他说：“所谓‘历史基因’，其实指的是某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流传物都是传统，更何况历史上的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流传下来，历史流传物必须产生持续的重要历史影响，历史才能成为传统，才能成为我们融入到日常生活处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
对比来看，西方却一直就有这样的学术传统和历史渊源。
“历史上，他们不仅有希腊城邦自由民的民主制度的早期萌芽，更有广场演讲和辩论的传统，甚至为此产生了专门教授人如何辩论的职业——智者。而且从学术传统上来说，以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研究为代表的形式逻辑，对西方文明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公共说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批判性阅读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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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荣东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在公共说理领域之所以存在前面提到的那三方面问题，跟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技能与习性的缺失有很大的关联。这就是说，参与公共说理的意愿、习惯与能力的养成与提升，传统思维方式弊端的清算，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因此，在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阶段，通过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来提升其逻辑思维素养，进而提升他们参与公共说理的意愿、习惯和能力，应该是培养孩子公共说理能力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至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持续地培养学生的公共说理能力，他觉得徐贲先生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中介绍的《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K12，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中的作法值得借鉴。
根据这份纲要的介绍，公共说理的能力主要是通过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来培养的，不同年级在培养公共说理能力方面有不同的要求。例如：
1年级：学习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
2年级：学习重述文本区别中的事实和道理，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
3年级：学习在说理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
4年级：学习区分说理文本中的理由与结论、事实与看法；
5年级：学习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断和看法；
6年级：学习判断作者结论所使用的论据的合适性与恰当性，用准确且有说服力的引语来合理陈述观点，察辨文本中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谬误推断、说辞和宣传；
7年级：学习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
8年级：学习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9－10年级：学习在说理中如何形成对方意识，预先估计和避免听众或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注意概说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和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的不同受众等)；
11－12年级：学习评估公共文本，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广告和招聘信息等等。
同时上述做法有几点值得注意：
公共说理的培养主要通过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来进行；
公共说理能力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培养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持续而且是分阶段的过程。
此外，由于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公共说理的能力较为专业，更多地需要在学校中接受有过专门训练的老师的讲解与培养，因此在家庭中，父母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培养孩子的说理意愿、习惯方面。
俗话说，社会大家庭，家庭小社会，事关家庭成员的公共事务的决策应该征求孩子的意见。
父母要尊重孩子自由表达的权利，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孩子的意见和诉求。在孩子表达意见和诉求时，要鼓励他们提供理由，帮助他们比较、评估理由的好坏，以及充分与否。
父母应该用平等而得体的语言与孩子交流。不平等、不得体的语言，不仅会挫伤孩子表达意见与诉求的意愿，更有可能使他们养成一种粗鄙、暴力、情绪化、缺乏教养的说话方式和习惯，从而对说理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坦率地说，由于家庭背景、知识水平、工作压力等等方面的原因，父母要做到以平等而得体的语言与孩子交流并不容易。我自己很多时候也会因为一时控制不了情绪而做不到。但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讲理的意愿和习惯，教育者也要受教育，父母需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最后，晋荣东老师为大家推荐了下面一些涉及公共说理与批判性思维的书，值得认真阅读：
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学问提问》
爱德华·戴默：《好好讲道理——反击谬误的逻辑学训练》
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